中共十九大表明习近平是自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与外界普遍预期一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变革型领导人,一位统一了中国,一位开放了中国市场。习近平力图通过现代化跻身变革型领导人之列。

习近平在开幕词上阐述了中国在共产党带领下通过两个阶段的现代化进程,在本世纪中叶日益繁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愿景。这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要以中国特色方式加强关注社会福利、区域平衡、国家安全和政治凝聚力。

整个过程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他的意识形态蓝图已经和毛泽东、邓小平站到同一平台,只不过更加外向。

他提出的“中国梦或亚洲梦”概念,标志着中国不再遵循邓小平“静待时机”的告诫,而要在全球事务上发挥更主动的作用。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远大倡议,以及中国最近因美国重心调整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化方面担起的领导角色,便是例证。

但在国内政策方面,习近平的道路仍有待定义。他的讲话主要重申了2013年在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政策声明,即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经济应当由国家“带头”。

在外行看来,这两种说法似乎是矛盾的,领导层却不这样认为。在经济快速增长、国家金融形势经判定达到全球一流水准的时期,这些细微的差别并不重要。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标普和穆迪近期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观察家开始紧张起来。

如果不能开发提高生产力的新方法,中国很难实现“小康社会”,而没有持续物质进步的现代化也不能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从这个方面看,十九大报告的内涵与近年的改革报告相比,没有太大新意。

在受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国有企业、城市化和腐败等三个重要领域,中国如何处理国家角色与市场之间的模糊界限,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中国经济缓慢受创的部分原因是国企盈利能力急剧下降。习近平在报告中呼吁加强支持私企以及大型国企,这巩固了很多国家冠军级大型国企的观点。

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以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形式推行“软”改革。但需进一步明确国家没有有力理由继续参与的部门,以及需要维持甚至加强参与的其他领域。

最近几十年来,4亿农民城市化是主要的增长动力。未来10年另有1.5亿农民可能会实现城市化,但城市化进程需要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公平。

问题在于中国通过严厉的居住要求控制劳动力迁移,而不让市场力量和个人选择做决定。这使得农民工家庭缺乏社会服务,减少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益处。

中国规划人员认为农民工应当分流到中小城市,禁止进入大城市。此类举措曾取得惊人的成功,比如深圳,但现在其背后的经济原理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对农民工的偏见不利于经济增长,违背了共产党创建和谐社会的愿景。

习近平在开幕词中强调了他对根除腐败的承诺,这是恢复普通老百姓社会公正感必需开展的重点工作。他认为反腐是维护共产党正统性和维持增长的关键。但这两个目标相互矛盾。

传统思想认为腐败破坏投资动力,从而阻碍经济增长。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国家掌控所有重要资源,但国有资产的回报率远低于私人部门。由于资源所有权私有化在政治上不可行,腐败一直是将资源使用权从国家转移到私人部门的非正式手段。

遏制腐败和维持增长可能要求国家不再主导某些经济活动,这就解释了大会报告为何重点指出要加强国家行为法治。

习近平要想成为中国下一位变革型领导人,必需在市场发挥报告中所述的“决定性”作用与定义共产党全新“领导”角色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