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以来,不断高举保护主义大旗,频繁威胁使用贸易战,他的种种举动,目标是保护国内市场,打开国际市场,输出美国的规则。与以往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相比,这一雄心并没有新意,只不过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方式。但是,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贸易谈判,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限制,并不是凭借实力优势和进攻性政策就可为所欲为。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内在冲突。

第一,目标与路径的冲突。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对内要求保护主义,对外要求自由化,本身就难以兼容,因而只能威胁使用贸易战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手段。

第二,权力与责任的冲突。二战之后,美国一直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领导作用,可以说它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是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权力优势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特朗普在新贸易议程中突出强调国内法规凌驾于WTO规则之上,宣称美国将采取激进的手段防止WTO侵蚀美国的主权,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现实与趋势的冲突。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突出强调贸易逆差,追求扩大市场,要求用美国的工人,在美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但是,在生产国际化的时代,不同的生产环节根据比较优势被分散到各个地区。由此可见,一方面特朗普高喊“买美国货、用美国人”的口号,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顺应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利益需要,这使得特朗普进攻性贸易政策在现实压力与发展趋势之间徘徊难断。

从二战之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来看,单边主义是一条隐藏在多边主义外衣之下的主线。美国周期性地采取极端的进攻性贸易政策,激化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与西欧的贸易战、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的结果是,美国进一步打开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以纺织品和农产品上的优惠承诺,换取了发展中国家的妥协,WTO得以成立。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高速轨道,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生产的碎片化,产业有梯度地在国家之间转移,导致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延伸至世界主要沿海地区,最终实现了“全球化的美国”。

与这一过程相伴的代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增加了就业压力,挤压了中产阶层的发展空间。美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产生了一个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食利阶层,即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所说的“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这一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优势的群体,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而冷战之后全球化的狂飙,根本性地削弱了美国原本脆弱的国内利益调节机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民粹主义浪潮,“占领华尔街”和特朗普的当选,都是这种社会情绪宣泄的表现。

全球化的美国和金融化的美国,既需要采取开放性政策,以进一步密切它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增强渗透力,从中食利;又需要增强贸易政策的保护性,以缓解国内不断升高的社会压力。长久之计是重建“社会契约”,完善对外经济开放的利益补偿机制。在阶层冲突激化,社会共识缺乏,以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缠斗之下,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而特朗普展示出的颇具进攻性贸易政策的表演,也只会是徒劳无功。

管传靖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最初发表于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