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美官员于华盛顿会面,共同出席全面经济对话,但是对话成果寥寥。双方在解决中美间3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问题上仍遥遥无期,此前对双边贸易平衡的关注一直都沦为了无用功。

中国解禁美国牛肉进口或抑制钢铁生产并不能使贸易达到平衡。这需要解决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美国持续的预算赤字以及中国低迷的家庭消费率。二者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如果本来能处理与投资相关的问题,双方代表团投入的时间将更有成效。

传统的看法是,美国向中国进行的投资过多,使得美国流失了许多就业机会和竞争力。但是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只有1%到2%的投资流向了中国,中国也只有2%到3%的境外投资流向了美国。

数据不足部分解释了这些数字偏低的原因。国际间对外投资很多都经过了避税天堂,从而模糊了投资资金的来源。但是国家之间的对比可以帮助中和这种扭曲的局面。

譬如欧盟,它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相当。尽管二者十年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在过去十年里,中欧间相互投资的年资金流量是中美间相互投资的年资金流量的两到三倍。

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欧盟的制造业优势与中国的市场需求相辅相成。在中国任何大型的购物商场里漫步,你会发现80%的商品都来自欧洲。

欧盟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是机械、运输装置以及高端消费品。这些产品都需要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支持市场渗透和服务。

与此同时,走访中国主要城市,你会发现有大量的美国品牌,譬如苹果、万豪和麦当劳。这些品牌很多都是以中国投资者购买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来运作的。实际的投资来自当地。或者,像苹果一样,投资来源于台湾,苹果基本不向中国大陆进行投资。

制造产品的出口和相关投资在中国国内市场基本上受到欢迎,也更符合欧盟的优势。同时,中国封闭的服务业阻碍了来自美国的投资,而美国的优势主要在高价值的服务领域,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金融。中国有大量的商业活动限制国外的投资者,主要领域就是服务业。让中国政府大幅放开市场准入,一直都是一场硬仗。

但是经济因素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水平较高的原因。其他敏感因素其实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政治上而言,中国公司更易进入欧盟市场。如果某个欧盟的成员国限制了中国的市场准入,那么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其他的成员国进入欧盟市场。

中国可与美国各个州进行合作,但是美国公司的更强的抱团倾向和联邦政策的支配性对中国投资者而言都是挑战。

安全问题在美国也更受争议。尽管中国仅在对美国的外来投资中占几个百分比,但中国在美国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的委员会的审查中占了近25%。

这类问题导致了中国大型电信公司华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美国市场。然而,这家公司却在欧洲找到了立足点,现在其在非洲、欧洲和中东的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占了约四分之一。

对于美国而言,在处理合理的攸关国家安全的担忧的同时,鼓励更多的双边投资,并且在高价值服务领域改善中国的市场准入状况会使双方都受益。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希望抵制任何刺激美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协议。但即便双边投资协议在政治上不甚讨喜,它也应该在其议程中占据显著位置。

本文原载于《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