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和汇率问题主导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议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Mar-a-Lago)商定的100天计划将专注于减轻双边贸易失衡。但是,特朗普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竞选言论,已让位于中国一直在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证据。

特朗普采取行动、准备征收钢铁进口关税这件事表明,贸易冲突仍有可能发生。然而,更重要的经济关切应该针对北京方面限制外国投资的制度。该制度对美国和欧盟(EU)都有负面影响。

从民粹主义情绪看,貌似美国有太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了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贸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美中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和贸易国,但过去10年里,美国对外FDI只有1%至2%流向中国。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都有大约20%的FDI流向中国。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对华投资这么少?

数据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低比例,因为全球很大一部分外国投资是通过避税天堂操作的,其来源被模糊。但国家间对比有助于消除这种扭曲。考虑一下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万亿美元)和对华双边贸易(超过5000亿美元)与美国相当的欧盟吧。过去10年里,欧盟每年流入中国的FDI大约是美国的两倍,约占欧盟FDI总量的4%左右,尽管在10年前,欧美流向中国的FDI比例大致相同。与此同时,荣鼎咨询(Rhodium)使用2008年至2011年报告的交易进行的对比显示,欧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对华投资都多得多。

尽管中国构成一个庞大并潜在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但人均自然资源量不高、安全担忧,以及产权执法不力,都被视为中国吸引美国FDI较少的原因。但是,面对类似的进入障碍,为什么欧盟对华投资增长得更快?

答案在于,欧盟在制造业方面的经济实力,对中国的市场需求构成更好的补充。欧盟对华出口最多的是机械和运输工具,以及面向高端消费者和工业企业的产品。这些部门带来FDI流入,以支持市场渗透、维修保养,并建立本地化产能。

相比之下,过去15年里,美国对华出口的前三大品类是油籽与谷物、航空航天产品,以及出人意料的回收废料(废金属和废纸)。这些品类都没有导致大量的FDI流入;对粮食和回收废料来说并不奇怪。至于航空航天产品,直到不久以前,波音(Boeing)一直没有在中国开设业务,而欧洲的空客(Airbus)早在2008年就在中国拥有制造中心,并随着中国增加国内航班而扩大生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近年数量变得可观的汽车进口中,近来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欧洲豪华品牌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如奥迪(Audi)和梅赛德斯(Mercedes)。这些车是在美国制造的,但根据中国的税收政策,它们能够以比在中国生产更便宜的价格进口到中国,而相关的FDI来源地被记为欧洲,而不是美国。

对华贸易关系说明了构成在影响FDI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制造业进口与投资在中国国内市场基本上受到欢迎,而且更切合欧盟的优势,而中国封闭的服务业则对美国产生更为负面的影响。对美国来说,较高价值的服务业(尤其是IT和金融业)更为重要。此外,许多在中国业务很扎眼的美国大公司——例如包括麦当劳(McDonald’s)等快餐品牌和酒店连锁店——都是以特许经营权方式经营的,美国公司并不拥有当地附属企业,而只是在特许制度下让后者使用自己的品牌,因此未必会出现在官方的FDI数据中。

说明这一问题的是,经合组织(OECD)把中国列为在服务业——尤其是通信、电信、法律、保险与金融行业——对外资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公司恰恰对这几个行业最感兴趣。

中美之间、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已经谈判多年了。但是,与欧盟的谈判已被英国退欧(Brexit)打乱,而特朗普政府不愿签订一项将鼓励美国公司增加对外投资的协议。然而,对于许多正在或希望在中国经营的美欧企业来说,推动中国放宽FDI政策将创造商机,在国内造就更多就业机会。因此,推进达成双边投资条约应该是美欧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本文原载于《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