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意外获胜引发了公众对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比如美国与国际社会如何在当前面临的一系列跨国挑战中继续推进全球治理。特朗普关于“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论调引起了外界对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的质疑,而与此同时,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瞩目的国际平台重申了对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支持。毫无疑问,习近平希望中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崛起为领导者,而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和贸易等问题上的倒退立场也为中国等国家承担起领导角色创造了空间。但矛盾的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的立场很可能创造出一种不确定、甚至不安全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会使中国难以在全球治理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国际社会在包括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进展都可能因此而受挫。

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的命运

一个可能的后果是,中美在过去几年内在气候和能源方面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合作,以及中国领导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抱负将成为牺牲品。美国前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就气候变化问题数次作出中美联合声明,领导全球各国一起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然而,鉴于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否定态度,这些宣言中的承诺在未来四年很可能会落空。

特朗普宣称气候变化是中国人制造的骗局,目的在于打击美国工业。而讽刺的是,这种说法是曾在中国流传的说法的翻版,国内许多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曾宣称这是美国用来打击中国的阴谋。作为为数不多的中美两国真正在全球治理上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领域之一,中美在气候和能源问题上的交流合作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许。奥巴马和习近平作出的一系列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巴黎协议》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最终于2015年12月获得通过的重要基础。然而2017年3月末,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废除了《清洁电力计划》。该计划旨在限制美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是中美双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气候声明中美方作出的重大承诺之一。鉴于此,习近平可能会重新考量他在过去几年对奥巴马政府投入的政治精力的实际效果。在4月6日至7日与特朗普进行首次会晤之前,这位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

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履行其在《巴黎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因为这些保证并不是以美国的政策交换作为前提条件的。这些本来就是中国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与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立场无关。但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体现真正的领导力,而这也正是诸多国际社会成员在2016年11月摩洛哥马拉喀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获悉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后所期望的。

但是,这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曾努力争取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背道而驰。根据该原则,工业化国家应该在遏制碳排放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气候变化问题最初主要是由工业化国家的碳排放引起的,即使到现在工业化国家也仍然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要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承担领导责任,这多少会令中国感到不快。如果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大的碳排放国选择逃避自己的责任,这种窘境将会愈发明显。此外,它也会让反对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努力的国内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更有理由认为这些行动是西方国家限制中国发展的伎俩。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正处在艰难并且风险巨大的经济和能源结构转型中,而转型会影响到众多既得利益者。例如,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在过去两年内有所下降,而且今年仍有可能继续走低,这会让拥有数百万从业人员的煤炭行业承受沉重的代价。而相比于美国煤炭行业,中国煤炭行业力量更强大,与政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假如中国屈服于经济压力,在碳减排力度上有所松懈,习近平将会失去展示其全球领导力的一个宝贵平台,他在国际社会的信誉也会受到损害。

全球化、贸易和投资前景

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开始发出强烈反对全球化的声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只是这个浪潮中最引人注意的事件。这些变化虽然为中方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会牵制中国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全球抱负。

放眼过去二十年,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五年,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化受益国。全球供应链一体化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改变了一代中国人、开拓了他们的知识和眼界,并且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交流。国际投资与贸易帮助中国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加强国家教育和医疗体系,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欧盟、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遭遇挫折,下一代的自由精神和国际视野可能会面临风险。

贸易曾是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三大支柱之一,如今随着中国持续推动向以消费为基础的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有所降低。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尤其在尝试建立自己的国家品牌和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将贸易作为技术引入以及知识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

此外,中国在2014年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其对外投资的金额超过了吸引外资的金额。在这种信心显著提升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其战略目标是连接和扩大中国与途经中亚、东南亚、非洲,并直抵欧洲的陆路和海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和政治联系。通过此举,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人员、技术和文化交流将走出国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中国自大约600年前郑和下西洋后,首次积极拓展海外联系。当时郑和作为明朝皇帝特使带领大型船队开展远洋航海,旨在探索与促进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贸易。

但是,中国现在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一个关上门的世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的地以及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欧洲正在艰难地满足日益复兴的右翼保护主义者的要求。中国企业,尤其是与政府关系不甚透明的国有企业,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这些国家寻求贸易与投资机会时不受欢迎。近几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如果特朗普选择实现他在竞选期间的孤立主义论调,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将更难进入美国市场。

这种趋势会直接影响中国对西方能源公司的投资。2010年以来,美国页岩油气迅猛发展,美国能源资产和技术成为中国投资的热点。考虑到中国正准备实施油气体制改革和开放油气市场,许多私有和国有的石油企业对美国页岩油气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希望在中国能源市场开放后,这些投资能够为他们带来先进技术和油气资源。

但特朗普对“能源独立”的迷恋可能会阻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和其他国际市场出口能源和相关技术。他对煤炭行业的支持并不能让美国煤炭在面对页岩油气繁荣所带来的充足而廉价的天然气竞争中免于失败。随着美国天然气出口,亚洲和欧洲国家都期待着能从更国际化和更具有流动性的天然气市场获益,但是特朗普的煤炭振兴政策以及“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可能会让他们的期待蒙上阴影。

另外,特朗普还宣称美国将与俄罗斯建立起更具建设性的关系,而中方担心这会给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尤其是在能源行业——的联系带来消极影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第一位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国家元首,而许多人都相信特朗普和普京会酝酿一笔“大交易”。俄罗斯总是更倾向于将重心放在西方国家,而不是像最近这样转向中国。如果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普京可能不再会把中俄能源关系看得至关重要。相反,他可能会对中国与中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加强能源和经济合作产生抵触情绪。确保中亚的能源供应有助于中国减少其对煤炭的依赖,进而帮助中国实现减排承诺,应对气候变化。美俄关系改善可能会缓和俄罗斯边境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局势,甚至可能会导致美方默认中亚继续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很可能会削弱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的能源联系的信心,影响中国政府的能源安全感。

中国领导时代的来临?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和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愈发盛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将不得不全力应付国内的政策和社会分裂,导致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参与国际事务。毫无疑问的是,正如许多中国人所愿,这为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成为世界领导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但是,在美国匆忙退出后草率上位,这显然与周密规划、精心安排的在权利再分配后担负起领导角色的情况有所不同。欧洲和美国的实力正在削弱,同时许多世界问题正变得愈加复杂,中国和习近平可能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这种新的世界局面。

在全球秩序变化不定的背景下,面对世界上最为错综复杂的一些民族、文明和宗教冲突问题,中国仍然经验不足。中国在利比亚和苏丹等国最受瞩目的海外项目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世界进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诸多被压制已久的冲突可能会再次浮出水面。在中国计划进行投资和开展贸易的一些国家,随着国际力量出现真空,各种极端主义、尤其是仇外主义,必然将获得更多的空间,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在这些国家的安全问题。

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而习近平主席也描绘了中国在变革中的国际秩序中担当关键的、有建设性的角色的伟大愿景。但是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世界正处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性中。与2016年之前相比,中国如何承担世界更重要的领导角色的道路变得不甚明朗。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在本周进行他们第一次会晤。届时习近平将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会不会成为他“中国梦”的绊脚石。

王韬是美国气候工作基金会的中国策略专家。这是他作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非驻会研究员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