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外交方面,很少有重大谈判能比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对华开放政策更有影响力的了。当时,中美为了共同的敌人苏联而重修旧好,恢复邦交。四十多年之后,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又表达了与老对手(尤其是俄罗斯)重续外交关系的意愿。他相信,通过巧妙的谈判,美俄两国可以达成一个地缘政治“交易”。然而事实上,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最为有利的,是一个更有可持续性的政策框架。

2017年2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汇集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资深专家开展了第四届清华–卡内基全球对话主题研讨会。此次讨论主要关注特朗普上任后表现出的两大外交姿态:对俄友好以及对华强硬。由经验丰富的前政策制定者组成的专家小组认为,特朗普对重大谈判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仅忽略了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和利益冲突,还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新一届美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框架,谨慎处理不可避免的分歧,系统性地促进国家利益,并坚决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而不是对中美或中俄关系的“重大突破”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其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曾反复表示要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缓和关系。不过,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俄罗斯要和美国共同打击叙利亚境内自称“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然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前美国驻俄大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等许多专家都告诫大家不要相信这些“看似很吸引人的说法”,并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就是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残暴政权。实际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大大加剧了极端组织的威胁。

即使不考虑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美俄也很难加强合作关系。两国政府不仅缺乏对彼此的信任,而且在恐怖主义的根源以及解决方式上也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因此两国此前在反恐行动上的合作并不顺利。如果想要进行军事合作,两国就需要共享信息,而此举却遭到美国高级将领和情报官员的强烈反对。

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警惕美俄关系的缓和,因为俄罗斯政府正试图迫使美国政府按俄方的条件与之交易。普金希望通过此举防止西方国家因为对乌克兰危机余怒未息而造成美俄关系的其他方面脱轨。特朗普政府对俄的态度应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如何安抚俄罗斯。

至于中国,特朗普自当选以来,先是因为接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而引发风波,又质疑美国为何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且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美方为什么还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这暗示着特朗普准备利用台湾2300万人民的命运作为谈判筹码,试图换取朝核问题上中国更多的帮助,或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

虽然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寻找谈判筹码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将“一个中国”政策视作筹码却是错误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该政策使美国在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同时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该政策还规定了美台之间的国防合作以及美国对台军售,促进了台湾海峡数十年来的和平与稳定。此外,在该政策框架下,美国促进了其在台湾地区的民主和经济利益:台湾已经转型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并成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特朗普很快意识到“一个中国”政策并不是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而是这张谈判桌能否存在的根本。如果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关系将快速陷入僵局,而台湾也将因国际空间受限而变得忐忑不安。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含蓄地表示,“一个中国”政策高度符合美国利益;对于一个寻求“以实力促和平”的总统而言,用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贸易或其他问题上的支持实在不妥。

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中包含了合作、竞争、甚至对峙。尽管双方有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也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相左的情况。任何重大谈判都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这一现实。

即使如此,特朗普政府还是有机会看清这些所谓的“重大交易”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转而制定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复杂外交关系和符合美国国家长期安全利益的政策框架。因为特朗普组建并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中,有一些美国最受尊敬、最有经验的战略家、军事顾问和政策制定者组成,其中包括陆军中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和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如果美国领导人能够想办法来弥合分歧、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并基于共同目标展开合作,那么新时代的美国政府将在推进其外交政策议程上取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