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美中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两国所声称的全球领导力也胜负未决。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及其对领导全球经济的承诺,是这两个重要变化的核心。一方面,特朗普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班子在双边贸易和货币问题上选择了更具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同时从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建立新亚洲贸易架构的角色中抽身。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领导人正在推动中国牵头的TPP替代方案,中国发挥被美国放弃的全球化领军作用得到更普遍拥护。美国打算惩罚中国的重商主义,而中国大力宣传其全球化诚意,这种情形可能使两国间的战略对抗不必要地加剧,并掩盖双方就一些复杂问题进行合作的可能。尤其要看到,美国政策的本来目的应当是支持改革派和中国经济政策措施中的多边要素。

在特朗普当选,以及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前,两个相互矛盾的解读中国国际经济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框架就已经成型。其中一个来自日渐强硬的美国学界,另一个来自中国最高领导层。在特朗普当选前,越来越多的美国观察人士已经开始批评美国的对华经济和外交政策过于天真乐观,他们指出,中国的重商主义对外经济政策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这些批评者越来越多地留意中国最近的倡议,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它被看成是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通过地缘经济战略推动和达成国家利益的明显征兆。这种零和态度与中国官方所说的全球性“双赢”经济交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长期以来是中国“和平发展”这一核心外交政策的重心。该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参与全球经济,中国依赖并有助于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繁荣,这反过来也巩固了国内的稳定和全球和平与安全。

如果说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零和与双赢这两个框架已经发生冲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则是更为激烈的争论,因为美国打算正面应对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而中国则谋求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概括说就是成为开放贸易和全球化的领军者。然而,相互对立的框架害多利少,模糊了复杂的现实,束缚了为符合两国国家利益进行合作的可能。钢铁和国际开发融资这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复杂性以及新思路和新政策的必要性。

在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行动中,中国的钢铁生产和出口肯定会首当其冲。对中国可能向美国市场倾销廉价钢铁的担心,已经反映在奥巴马政府向WTO提交并获胜的一系列反倾销申诉中。媒体报道经常提及中国对钢铁业的补贴,中国政府也早就承认国内钢铁产能过剩。然而,指责中国补贴自己的钢铁业,并导致产能过剩,模糊了一个关键事实,即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成为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和出口国作为其更广泛的工业战略努力的一部分。实际上过去十年里,中国政府官员已经对中国“无序”、高污染、集中度低的钢铁业感到后悔。据仔细观察,中国钢铁产量的暴涨,是一系列扭曲的市场与激励机制导致的意外结果,这其中有对资本和能源的错误定价,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发展的狂热偏好。钢铁生产(不是钢铁出口)在中国享受补贴,但它并不是国家产业政策。在中央政府力求削减过剩产能的时候,通过支持出口卸载多余产能,比关闭当地工厂在政治上更为可行,因为关闭工厂涉及失业的增加,会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

这些对于政策,特别是对于美中贸易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要长期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中国国内有运转更良好的资本和能源市场,需要放弃国家主导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最初的经济改革计划中的诸多关键组成部分。总而言之,中国推进其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改革议程,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从而缓解其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但如果美国只注重惩罚中国的重商主义,无视中国混合型经济关系的复杂和矛盾性,将导致无谓的经济与政治紧张升级。对中国的改革议程当中涉及美国利益的领域,包括改革工业产能过剩和能源领域,美国反而应当设法去支持。

谈到中国最近的国际经济活动,包括创建亚投行这样的机构和推出“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地缘经济”与“和平发展”的框架之争带来的糊涂多过启迪。中国领导人表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作用是融资和兴建基础设施,他们认为这不仅为中国,也将为它的邻国带来经济机遇与增长。然而不仅在中国的一些邻国,比如印度,就连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观察家认为,这些努力只是中国利用经济战略和手段增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这盘大棋的一部分。不过,虽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都有中国的支持,目的都是利用基础设施融资与建设,以及通过其他中国与邻国的“互联互通”项目,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亚投行被设计为多边机构(事实上可能比中国原来设想的更加多边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开放,其领导人金立群一向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资本与境外投资错配,他也许认为,亚投行的多边架构会给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带来市场和外交规矩。而“一带一路”显然依旧是单边的,是由国家控制的,它很可能会面临中国国有公司企业近年所遭遇的大量经济上、政治上的困难。

对美国和中国决策者来说,这些区别很重要。对于美国,问题不在于是否支持亚投行(奥巴马政府最初选择拒绝加入)和反对“一带一路”,而在于要确定二者当中有哪些内容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而可以通过与中国和其他伙伴合作,给予支持。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是中国与邻国和远至非洲、中东、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政治交往尝试的不同组合。美国的政策应当着眼于支持中国机构与倡议当中的多边和改革成分,否则其中的单边和中央集权成分就会被强化。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美国明确表示它不仅支持与中国,也支持与日本这样的美国盟友进行合作,去解决亚洲发展中国家对实体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

一个现实的危险是,有关美中关系及美中两国全球角色的两种截然相反观点,会在未来几个月变得更加剑拔弩张,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想对中国展示实力和决心,而中国又进入领导人换届的关键年份。这些简化而极端的观点对两国领导人和公众绝无裨益。意识到甚至接受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性,才有可能让新的有效交流机遇取代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美聚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