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推特风暴终于波及到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内最核心的话题:核武器发展。12月22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宣称:“美国必须大幅加强并扩张其核力量,直至全世界在核问题上恢复理智。”伴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宣誓要继续强化俄罗斯的核力量,特朗普在与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通电话时继续不甘示弱地表示:“那就来一场军备竞赛吧!我们将一路领先,击败所有人!”

特朗普用冷战语言毫无顾忌地挑起“军备竞赛”的战旗,不禁令人怀疑:特朗普一向自诩深具商人不可捉摸和声东击西的特点,他这样高调而招摇地煽动核军备竞赛,是否只是表面上的虚晃一枪,而事实上却希望重复里根总统利用军备竞赛的幌子将苏联拖垮的先例,将美国当今的潜在对手误导入军备竞赛的深坑之中?

然而,政治性口号之外,美俄领导人面临着巨大现实压力。美国政府现有的全面升级核三位一体力量(海基、陆基、空基)的计划将在未来三十年间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不包括既有核武器的各种运行维护开支),这已大大超过美国的财政承受能力,美国国内正就如何筹措这笔天文开支焦头烂额。如进一步扩大核武库,额外的巨大花费更无着落。此外,特朗普还提出要全面提升常规军力,比如打造一支350艘军舰的海军,等等。这些“大手笔”的政策宣示,与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压缩政府开支的财政政策自相矛盾,其实际可行性恐要大打折扣。同样,随着俄罗斯经济态势继续走低,未来的国防预算将大大压缩,俄罗斯在核力量上的投入也将受到极大制约。

可是,美俄双方虚虚实实你来我往的核扩军喧嚣余音未散,中国媒体上很快出现了对长期奉行的核政策和核发展战略的反思。有人提出“必须进行彻底的观念重建”、“加强中国战略核力量,中国不可患得患失”,并认为美国对华比对俄罗斯更傲慢,原因是中国的核武器太少。

对中国核政策的挑战,久以有之。但是,在提出重塑核观念和重新规划核武器发展与部署战略前,先要弄清楚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发展核武器的用途是什么、核武器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核武器的性质与常规武器存在根本性差异。核武器对平民和环境的极大杀伤力使得没有国家敢于轻易地首先使用这一武器。在敌对双方都掌握可靠核力量的情况下,一国首先使用不会给其带来任何战略优势,反而会招致两败俱伤、玉石俱焚的“双输”结局。因此,核武器从本质上讲是战略威慑武器。正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深刻指出的那样,核武器的唯一作用是通过展示核反击的能力,防止别国对本国进行核打击。相较之下,美国等个别国家对核武器作用抱有过高期望,一味把核力量当做追求全球领导力的阶梯,因此走上一条先扩军又被迫裁军的弯路,反而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二是发展多少核武器才足够?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核力量是否足够的判断标准是:万一敌国对本国进行核打击,本国是否可以有足够的核武器生存下来并对敌国进行有效的核反击。这种可靠的核反击能力是一国核威慑力的根本。

中国几代领导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并一再指出中国发展核力量是为了拥有最起码的核报复能力:“到有还击力量的时候就不再发展了”;“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气太多,也会削弱自己”;如果过度发展,“仓库里核武器越来越多,又不能吃,又不能穿”,最终还得销毁。因此,中国从1964年以来选择维持较小规模的核武库是基于深刻洞察核武器性质而做出的战略性选择。这种远见卓识和战略智慧使得中国认识到,发展更大规模的核武库并不能增加核威慑力量,反而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沉重负担。

几十年来,中国精干有效的核力量确保了国家不受核打击威胁,同时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相比之下,美苏陷入大规模、螺旋式的军备竞赛,苏联甚至遭遇经济被拖垮,国家解体。据相关研究,即使是美国,在1940至1996年间,在核武器项目上就花费了至少5.5万亿美元,约占同期所有军事花费的30%,这还不包括对50年间积累的放射性和有毒废料进行储存和处理所需的3200亿美元和拆除退役核武器的资金。在核武器的花费上面,制造核武器的成本仅仅占到7%的零头,大部分的花费在于制造和维护各种核武器投送和发射装置、与核武器相关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以及为了保护核武器安全而进行的防空、反导、反潜等投入。直至今日,由于资金不足的原因,美国和俄罗斯还有大量早期退役的核武器未能得到及时拆卸和处理,而与之相关的核废料污染等环境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巨大的系统性花费和隐性成本常常被忽略,但却有力验证了中国领导人作出的“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气太多,也会削弱自己”的论断。

从军事角度讲,维持可靠的核反击能力,完全不需要发展大规模的核武库。只要能有效保障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小规模的核武库也能确保对敌的核反击能力,维持可靠的核威慑。在此之上继续发展规模更大、威力更强的核武库,除了增加国防花费外,不会带来国家安全利益的任何增长。从作战角度来看,核武器及其投送装置的首要任务是躲、藏、确保自身安全,然后在国家受到核打击的情况下实施核反击。与常规武器相比,核武器及其投送装置无法担负常规军事任务、无法在国家安全面临各种现实威胁的情况下发挥实质性军事作用、甚至因其保密性和敏感性而无法执行出访国外、联合演习等军事外交职能。

虽然核武器用途单一、造价昂贵,但毕竟担负着极端情况下保卫国家不受核打击威胁的重要使命,因此需要维护一支精干有效的核力量,并确保其生存及核反击能力。但是,也不能无谓地大力扩张核力量。核战争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在围绕核武器的攻防对抗上,防御方比进攻方拥有着绝对优势。中国几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保障既有核武器的生存和反击能力,远远比敌对国家试图消灭它们要容易得多。即使面临美国等国家拥有数十倍于中国核武库的核力量、加上其强大的常规打击能力、乃至不断涌现的新兴军事技术,中国也仍然从容地通过增加核武器的机动性能、建设牢固的“地下长城”等地下防护网络、采取灵活的隐蔽和加固措施、发展高生存性的海基核力量等,长期确保着核武器的生存和反击能力。即使美国大力发展反导技术,中国长期以来对导弹及弹头的各种反制、诱饵和突防措施的深入研究,依然使得中国有信心抵消未来反导系统的影响。中国核武器科技工作者和火箭军部队官兵几十年来的不断努力和突破,使得中国在维持着很小规模核武库的情况下实现了核反击能力的不断巩固和提高,这是对中国核威慑可靠性质疑者们的有力回击。

三是核武器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仅来自其拥有核武器,而且来自其长期以来奉行的理性核政策。这个世界上除了五个核武器国家和四个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还有近两百个无核武器国家。他们在《核不扩散条约》机制下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的条件,就是有核武器国家要进行核裁军,最终要实现核武器的彻底销毁。正因为中国坚持不搞军备竞赛并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政策与广大无核武器国家的要求相呼应,中国的国际地位才日益提高。

也有人提出,国家的国际地位来自于核力量的支撑,当中国的核力量与美国一样强大时,美国就不敢对中国“傲慢”了;因此,中国现有的核武库“已经严重不适应我们所处的‘世界第二’这一特殊位置了”,“在核力量上,中国必须‘同美国比’”。事实上,核武器的多少,解决不了美国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傲慢问题。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互相傲慢”没有因为核武器数量高达数万而发生变化,现实中美国对中国也要比对拥有均势核武库的俄罗斯“客气”得多。

美国长期以来拥有对中国的绝对核优势,甚至在冷战期间数次对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核恐吓,也没有获得中国的敬畏,没有使得中国对美国俯首称臣;苏联在冷战高峰拥有比美国更大规模的核武库,也没有阻止中国“批修反苏”、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与苏联不惜一战;今天的俄罗斯拥有与美国完全旗鼓相当的核力量,在战术核武器方面甚至更胜一筹,也没有赢得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平等相待;朝鲜反复试验核武器、快速提高核力量,却使得国际社会对其更加孤立唾弃并不断施加新的政治经济压力。在大国争霸的冷战时期,核武器没有给核大国带来更多的国际尊重;在国际潮流已经不断发展和演进了的今天,在中国不断和平崛起、开始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力量甚至发挥积极引领作用的今天,中国不应重拾某些西方国家的旧思维,期望以扩大核力量来赢得国际地位和尊重。

毛泽东指出,核武器不是万能的。尤其在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地位有更多、更广泛、更积极、更有效的新来源:我们的科技进步举世瞩目、载人航天世界惊叹;我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国际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我们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一带一路工程惠及周边各国;我们积极促进地区和平,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贡献国;我们积极的外交斡旋,为伊核等重大地区纷争的化解做出重大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在影响人类命运的重大领域做出表率和引领;我们广泛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和平崛起、促进共同发展的内涵…由此,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实践早已突破了以核武库进行自我衡量和定位的观念。发展超出可靠核反击能力的核力量,不但对维护中国安全利益没有帮助,反而凭空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追求“核讹诈”的担忧,对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赢得国际尊重有害无益。

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中国的战略界开始更多地接触了解西方军事理论和实践,为中国相关政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学习借鉴作用。但在核武器发展问题上,西方大国走了一条先扩军又裁军的大弯路。在核力量发展政策上,中国不能盲目从外,不能认为经济上的“老二”就一定也要当核实力上的“老二”。在核力量的部署和运行政策方面,中国也不能不假思索地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近年来,中国有些军事专家提出,中国的核导弹部队应该考虑采用美国的“基于预警发射”的作战方式,提高核武器在和平时期的戒备状态。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美国“基于预警发射”的作战方式是美国核战略中最饱受诟病的内容,是冷战期间美苏高度对立时期的遗产,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批判,在国际上更被普遍认为具有极大的引发错误核战争的风险。这种作战方式,会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危机期间的决策带来巨大时间和心理压力,提高错误决策的风险,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后果。在类似问题上,中国的学界和政策界应该进行充分的专业性讨论和系统性研究,避免盲目追随西方做法。

展望未来,国际社会推动核裁军的呼声日益高涨。2016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于2017年开始就禁止核武器条约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这项条约将从法理上禁止核武器,但不会影响现有核武器国家继续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不管谈判能否成功,国际社会大力推动核裁军的实际行动都会给美俄领导人任何试图扩大核力量的行为带来巨大舆论压力。中国政府一向支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立场,可以考虑在未来的核裁军国际讨论中进行灵活适度的参与,以继续展示积极姿态。

长远来看,最终的全球核裁军一直是中国寻求的目标。基于冷战时期恐怖平衡的核安全不是根本安全,无法永远延续,并时刻伴随着误判和技术失误引发非有意核战争的风险。从自身安全和全球稳定出发,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应该在关乎世界和平的关键领域积极引领正向潮流,坚持冷静理性稳健的核政策。

本文最初发表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