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使得相关国际舆论的分歧日益扩大。部分分析人士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推动繁荣与和平的力量,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日趋强势的中国将成为极具威胁性的重商主义国家。上述大相径庭的思维未免把中国的国际关系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看得过于简单。这些理念本身有失偏颇,缺乏在探索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崛起及其内在关联性所必需的突破性思维、研究和相关政策。认识到这些不足是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并与之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互动的第一步。

从竞争的角度看中国

  • 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指出,中国对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将有助于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繁荣、局势的安全和稳定。
  • 相关的地缘经济观将中国描述为一个重商主义国家,并认为其国有经济和日益活跃的对外经济活动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实力和影响力。
  • 上述两种观点都把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复杂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
  • 这些有失偏颇的理念往往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许多决策者和专家学者在纯粹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狭隘的观点。理解这一趋势的负面影响并制定出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对与中国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理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现状

  • 当下恰好是充分认识并纠正上述有失偏颇的理论及其后果的时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通过推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对外经济发展项目、机构和制度,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发展项目将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繁荣和安全。
  • 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理念,专家学者、决策者及其他相关人士必须认识到狭隘观点在研究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局限性。他们必须以创新和突破的思维及方式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在全球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同时从整体上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尤其是经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动态趋势和相互作用。
  • 部分研究人员、决策者和基金会已经开始对相关问题着手研究并参与各类活动,以深入分析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包括经济发展与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应该做并且可以做的还有更多,包括利用科研院所、决策部门和基金会的积极参与这一有利的传统。

引言

中国经济持续扩大的规模及其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否将引发中国更广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是21世纪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这一课题的答案对于世界各国以及中国本土的决策者、研究人员和商界人士等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的角色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力仍然存在广大的分歧。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将始终致力于和平发展的理念。然而,其他国家却愈发认为,中国已成为一个日益强势的行为体,试图利用其规模和发展趋势不断扩大自身的地缘战略影响。在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意见分歧。究其根本,这一分歧体现了两大对立的理念,而这两大理念在剖析中国在海内外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力的联系上都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

在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意见分歧。

没有什么比中国名义上为促进其周边邻国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于近期推广的项目及创立的机构更能展现这种理念上的分歧以及日益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趋势。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备受瞩目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些计划的本意是为了筹措资金以建设与中国有关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系统、能源及通信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却引发了诸多猜测和困惑。这部分是基于对相关问题的思索:作为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可能将如何利用新建或现有的与周边邻国及其他从非洲到欧洲国家的连接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中方公开强调所有参与这些项目的国家均可获得共赢的结果,但也有观点认为,上述计划会成为中国强化其战略影响的平台。这一观点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显得尤为在理,例如多个邻国已经因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日益强硬的立场甚感焦虑和紧张。然而,对这些计划缺乏共识和理解仅仅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体现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差异,也反映了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政策与中国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地缘政治影响之间关系模糊的认识。

中国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会将经济发展作为长期的优先目标,以此向其周边邻国、美国政府及国内民众证明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的。自2013年以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一系列全新的、积极主动且引人瞩目的经济举措被标榜为旨在积极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和平和繁荣等互利结果的外交政策的自然延续。这一和平发展框架与受到众多海外分析人士推崇的地缘经济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分析人士将中国视为重商主义大国,同时还指出,富有远见且强有力的专制政府正控制并操纵着整个经济体系和特定的经济制度,从而从国内外两个方面不断提升中国的实力。

然而,这些框架并未能完全体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事实。尽管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长,而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性也在与日俱增,但却很少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如地缘经济学所预期的那样能够相应地扩大其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力。同时,经济纽带也并未像和平发展模式所宣称的那样明确而持续地促进更稳定、更和平的局势。

目前正是进一步加深理解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不断提升的作用的成熟时机。

这两大正和框架与零和框架相互排斥,体现并影响着各种理论和政策行为。此外,那些将政治和经济,以及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割裂开来的政界和学术界理论往往导致这些模式经常得到进一步强化。就中国经济的规模、增长以及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与其整体地缘政治影响力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这些具有局限性的分析框架和狭隘的制度理论最终将催生在这一问题上肤浅的认知甚至是理解的盲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模式和理论的局限性,同时开始思考在中国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如何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剖析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提出的“追逐财富和谋求权力的过程中……的互惠和动态交互作用”。1 其中的关键部分应该是重新验证经济发展与安全问题之间的联系。中国目前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因此,应对这一挑战的时间紧迫,而这一时机稍纵即逝。中国正计划从根本上转变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相关举措也将改变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同时还将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此外,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还希望明确地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格局联系起来。目前正是进一步加深理解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不断提升的作用的成熟时机,而这方面深入的见解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打破认知的壁垒需要全新的创造性思维,而政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现有的传统理念和实践制度也可以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参考。

关于中国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同观点

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影响力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从启动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了接近10%的速度。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国,中国也开始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更直接、与往日截然不同的作用。2 仅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就已经发展成为对国际金融和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日益重要的贡献者,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援助项目尤为引人注目。

针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追逐财富和谋求权力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和争议。关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是否已经或以何种方式增强了其影响力或权力并催生了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和相互依存性问题,仍存在诸多疑问。美国最著名的两位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分别将中国视为“脆弱的国家”和“不完全的世界大国”。3 同时,英国的辩论家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还对中国将于何时“统治世界”作出了推测。4 要想以这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定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及其他备受瞩目的计划之时(更不用提中国看似雄心勃勃的整体经济外交计划了),从经济和政策层面增进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影响力(特别是发展和安全问题的交叉领域)的理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当务之急。

地缘经济

在部分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智库中,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和地缘政治研究人员都习惯于使用地缘经济术语来描述中国在国家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政策领域对现实主义或重商主义模式的长期倾向性。5 要想针对地缘经济作出普遍认同的具体定义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两名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近期出版的著作中将其定义为:“有助于促进和捍卫国家利益并产生有利的地缘政治结果的各种经济手段。”6 

在利用这一概念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展开讨论时,我们往往都将重点放在政府刻意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实现更广泛的外交政策或地缘战略目标的行为上。7 印度的国际事务专家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曾非常精确的对这一立场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中国渴望重塑亚洲秩序的企图几乎人尽皆知。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投行,中国推动上述主要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逐步稳定的推进中国的战略目标--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8 切拉尼的言论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近期发起的其他经济举措,突出了地缘经济问题,同时强调,这样的举措恰好证明了中国通过这一类项目提升其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力的重商主义企图。

部分专门研究中国地缘经济问题的分析人士声称,如果未能针对中国的战略采取充分或相应的反击措施,那么就将造成不利的结果,导致中国进一步加强对周边邻国乃至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9 对中国地缘经济的重视是为了避免美国及其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盟友逐步并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和战略领域的影响力,更不用提中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自由的世界秩序的影响了。

但仔细审视部分近期针对中国的地缘经济争论,我们却得出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这一自相矛盾而又令人意外的结论。世界经济论坛(瑞士达沃斯经济专家年会)最近开始通过其全球议程理事会地缘经济专题小组编制一系列的年度报告,并藉此对这些相互矛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最新的报告《有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中国经济如何重塑全球政治格局?》提出了一个假设:无论中国经济的“实力”如何,它都将转化为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10 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后者主要表现为中国为获得能源及全球其他大宗商品的多种行动。

然而,该报告还指出,中国经济与地区和全球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性突出了中国“严重的破坏性潜力”及其在国际市场和地缘政治变化或危机时期的脆弱性。11 例如,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以及欧洲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问题,而从利比亚到伊拉克的战争和动乱则凸显了中国为维护能源安全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因为中国对中东和非洲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正与日俱增。

对中国地缘经济持续上升的热度大部分是源自美国和欧洲国家12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而全球其他地区则特别关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如何以新的模式产生经济和政治影响的。例如,前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2011年即将上任时就曾宣布,她希望能将巴西与中国的商品贸易伙伴关系发展成“超越经济互补性”的关系,这相当于对中巴两国间“双赢”关系的性质及中巴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性提出了委婉的质疑。13 放眼中国的周边地区,缅甸政府于2011年暂停了由中国投资的大型大坝项目,缅甸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过度依赖性令该国民众非常担忧,因此,上述举措也被视为该国积极止损的措施之一。中国与其他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如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上述关系相伴相生的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力的未来走势也成为催生极度焦虑情绪的重要原因。无论观察人士是否明确的使用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有一点都是毋庸置疑的:众多海外分析人士越来越多清醒的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敏锐的感觉到),中国不断扩大贸易、投资和金融关系的模式很可能会催生更多新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工具。

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政策框架表述了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以此巩固而非威胁全球和平和稳定格局的承诺。

中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担忧情绪作出的官方回应以双赢互利的和平发展框架为基础。中国政府承诺,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以此巩固而非威胁全球的和平和稳定格局,而从中国官方宣称的对外政策和外交立场来看,和平发展政策框架仍然是理解和支持中国这一承诺的核心理论。事实上,这就涉及一整套理念框架及一个相当明确的固有概念,即:经济发展是如何为和平的国际(以及稳定的国内)政局和安全格局提供支持的。从其定义来看,和平发展理念与地缘经济工具是截然不同的,它力求避免利用对外经济政策或对外经济关系来实现或达成大国目标或提升地缘战略影响力的可能性。关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非富裕国家以及中国面临着与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挑战的理念对于理解和平发展框架也是至关重要的。

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正式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实际上凝聚了近二十年的,关于如何更好地定位中国的崛起以安抚中国本国以及全球民众焦虑情绪的思考。14在部分分析人士看来,和平发展框架与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理论如出一辙,因此,这一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套被动的静态理论。

然而,上述观念并未将作为这一框架核心部分的经典理论--经济自由主义理念纳入考量范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以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为基础的,同时,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内的积极活动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并为巩固稳定与和平格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国内治理体系的核心政治经济原理: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稳定又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放眼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无论与中国的距离远近,和平发展框架促进双赢、互利、互补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范例不胜枚举。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部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即:从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来说,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系统的关联性。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理论基础,从本质上来说,这一模式仍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截然相反的:它仍以经济或物质基础作为政治结果的驱动因素,不过,上述经济驱动因素将以进一步巩固全球和平和安全格局的形式带来积极的政治结果。

习近平不仅没有摒弃上述和平发展模式的核心政治经济原理,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框架的核心理论。15 他通过上述原理及其在全新方向上的衍生理论来推广全新的对外经济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16 中国政府最初只是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作为深化中国与周边邻国及其他地区的联系的经济发展计划,金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其他旨在提高连接性的项目是上述计划的核心环节。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各大智库以及致力于推广上述计划的多项举措都希望能进一步巩固中国对周边邻国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由区域性的海事纠纷和领土争端引起的紧张局势以及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动荡局面或武装冲突令担忧情绪日益恶化,上述举措也被视为针对上述趋势的应对措施。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外交部的领导人明确了在和平发展框架下发展双赢互利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意图,同时指出,由中国主导的经济举措将进一步驱动中国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及其邻国和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上述发展态势也将有助于维护更稳定、更安全的格局。中国政府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地位不会导致其发展成为类似于美国或欧洲列强的霸权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外交政策及其最新的举措中所强调的双赢的政治经济理论将成为上述言论的关键组成部分。

但除了在中国官方宣称的对外政策和外交立场中占主要地位的和平发展模式以外,中国国内还针对因中国不断扩大的对外经济关系而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挑战和机遇展开了意义深远的讨论。其中就包括专家学者、智库分析师以及政府官员针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对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海外公民提出哪些全新的挑战展开的日益频繁的讨论。17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经济实力是否能带来相应的区域性或全球性外交、军事及整体战略影响的话题也引发了热议。18

尽管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挑战及其复杂问题的重要讨论甚嚣尘上,但中国政府领导人仍在坚定的推进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举措。其中就包括广为人知和备受热议的多项计划,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以及总额高达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UN)和平与发展基金项目。19 部分中国问题分析专家甚至提出了成熟而完备的中国和平发展思想,为这些项目(特别是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挑战)提供了理论框架。20 习近平针对地区和全球发展与安全格局之间的关系发表的高调言论自然也包含了涉及上述行动建议的丰富内涵。

中国对全球发展和安全格局的的不均衡影响

从总体上来说,地缘经济与和平发展模式展现了与中国谋求全球影响力的愿景截然相反的局面,但二者均未能全方位阐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之间复杂的“互惠和动态”交互作用。21 在针对中国与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复杂且常常相互矛盾的模式令上述两大框架的局限性昭然若揭。中国与周边邻国、美国、欧洲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领域都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之处突出了这两大主要模式的单向假设和目标过于简单化的特点。因此,我们需要可打破传统思维桎梏和官僚体制约束并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全新思维模式。

中国及其邻国

让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地区。显而易见,中国与当地日益密切的贸易、投资、金融关系既未能提升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未能避免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除了柬埔寨以外,其他东南亚邻国均未因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与中国形成友好的依附关系。甚至早在启动“一带一路”倡议或创立亚投行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推广“亚洲命运共同体”愿景,这一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互依存22的经济关系驱动的。但这种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却始终与菲律宾和越南及其他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强势行动日趋不满的情绪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相伴相生。

地缘经济与和平发展模式展现了与中国谋求全球影响力的愿景截然相反的局面,但二者均未能全方位阐明情况。

事实上,即使抛开东南亚地区的海上冲突不说,缅甸及其他多个国家也已经调整了外交方向,以期减少或抵消对中国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政治依赖性,而仅仅在数年前,上述国家都曾处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控制之中。此外,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对亚太货币和金融关系日趋提升的关注度已经赋予了中国足够的结构性权力以助其为东南亚邻国或其他地区制定更广泛的金融规则和标准。23 总之,和平发展框架中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关系大大有助于解决安全问题(如南海问题)的观点过于乐观,而地缘经济观点则高估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中亚和南亚国家历来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而最新的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却引发了对其地缘战略影响的特别关注。部分分析人士推测,“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马歇尔计划”,而中国也将利用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优化的贸易和投资方案作为其以全新的方式提升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不过这一类比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驳斥。24 中国已经多次强调过“一带一路”倡议可为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专家学者还指出,在阿富汗及其他存在安全问题的地区,上述经济发展机会将有助于改善或解决其旷日持久的棘手挑战,并带来其他潜在的积极溢出效应。作为经济发展计划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由中国主导的现有安全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势将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能源问题是中国与部分邻国(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发展互补的油气资源关系是中俄两国间全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环节,但因价格和融资条件而产生的分歧却将触及在建立全新的中俄政治联盟的过程中更深层次的历史性和地缘性问题。25

即使是传统的地区大国(如印度和俄罗斯)也对全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表示公开欢迎,不过,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中国可凭借其经济影响力在南亚和中亚地区对上述国家的利益和势力范围产生潜在影响的举措,它们也保持了高度警惕。事实上,中国并未根据其宏大的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制定相应的安全框架,这一点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部分分析人士格外担忧。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还担心,中国可能会将部署于南亚地区的港口设施(包括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用于军用和民用两个用途,由此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影响力。26 此外,如果当地舆论认为,由中国主导的新建或现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桥梁、水坝、铁路和港口)不惜牺牲当地社区或该国的利益来换取中国的利益,那么上述项目很可能会在当地民众心中引发不满情绪。中国旨在扩建斯里兰卡科伦坡港的投资计划就是这一动态趋势的典型范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其周边地区推广的单边和多边发展项目将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后果。

对于由中国主导的全新举措(如在南亚和中亚地区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多的仍是理论推测而非细致的研究和分析结果。

截至目前为止,关于由中国主导的全新举措(如在南亚和中亚地区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协同效应,更多的仍是理论推测而非细致的研究和分析结果。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长期关系也显示出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性特点,这一局面催生了国与国之间的既相斥又相吸的关系。因此,要想了解和应对这些复杂的趋势,我们必须采用全新的分析工具和政策理念。

中国与东北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这一复杂的现实。中国与韩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贸易和投资联系)具有高度依存性,这也帮助上述两国成功避免了在政治和地缘战略领域沦为中国的依附国。但即便如此,中日两国的关系仍可能因为上述经济关系的停滞不前而进一步恶化或无法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的盟友,中国已逐渐失去了耐性,而朝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却未确保前者对后者的绝对服从,亦无益于巩固整个地区的安全格局,朝鲜政府于2016年9月最新启动的核试验已经进一步坐实了上述观点。27 朝鲜的经济独立政策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宣称的和平发展理论失去了展示自我的机会,而中朝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对于中国确保其盟友的绝对服从性已经毫无助益。只需简单地了解中国与其东北亚邻国的关系即可看出,无论是和平发展理论还是地缘经济框架均未针对中国的影响力、更广泛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时局动荡的缘由作出明确的解释。

中国、美国和欧洲

虽然与中国远隔万里重洋,但大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观察人士却对中国问题非常感兴趣,其中就包括:中国近期的经济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与其地缘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宏大的课题。部分来自美国政界、学术界以及各大智库的鹰派观察人士开始对美国长期以来与中国经济积极互动的举措进行大力抨击,他们认为这一类举措是推动中国崛起并发展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的主要原因。28 对于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以及中美两国间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的分析人士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听起来显得苍白无力。

大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观察者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与其地缘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感兴趣。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待中美双边关系,或从较狭隘的层面来看待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贸易和投资领域内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并不能避免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和政治紧张局势。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及其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已经导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频繁爆发贸易摩擦。这一类问题导致对世贸组织成员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除了对上述问题的担忧之外,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国内民众还对国际经济治理以及中国是否希望通过创立亚投行或其他区域性发展机构来挑战或破坏现有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质疑。多个欧盟成员国选择加入亚投行,而美国则拒绝加入亚投行并敦促其盟友采取同样的抵制行为,而关于谁将作为国际经济治理规则的最终制定者已成为对大西洋两岸各国政府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断定,与中国政府所宣称的和平发展理论恰恰相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帆风顺的中美或中欧关系。

与此同时,受到部分美国和欧洲观察人士推崇的重商主义地缘经济框架却几乎无法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与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中获得任何切实的佐证。至少从事实上来看,关于中国的汇率政策或其美债和美元储备的争论已经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所谓的重商主义政策掩盖了中国与美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具有高度依赖性的事实。中国利用市场准入制作为与美国或欧盟成员国谈判的筹码之一,不过,美国和欧盟的政府官员和企业也在积极利用法律、行业标准和贸易协定来制定中国及中国企业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最终,如果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关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中美和中欧之间的战略关系将更加紧张,而双方谈判的空间也将受到更大的限制。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与部分邻国或美国等世界大国之间一度紧张的双边关系常常占据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却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双边关系也成为了重要的工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动态趋势。自本世纪初以来,伴随着中国对矿产、能源和农业资源的需求的日益攀升以及中国企业和个人不断在新兴市场寻求经济发展机遇的趋势,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商业和外交关系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与上述两大地区之间不断深化的贸易、金融、投资关系也为南南外交和金砖国家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及其他新兴的多边论坛重新成为热议焦点提供了支持。

至少在大宗商品市场最繁荣的阶段(2003年至2013年左右),中国政府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一直强调和平发展模式的理念和潜力。在其发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重新复苏的经济纽带是互补、双赢、互利的双边关系,将有助于在经济、外交和政治领域催生与欧美殖民时期或霸权统治时期的历史关系截然不同的全新交流形式。29

中国与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南美洲和非洲的战略合作伙伴之间基于商品而建立的双边关系似乎恰好成为了中国采取重商主义举措以谋求自然资源并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佐证。30 此外,中国在非洲的多个对外援助项目并不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开支标准和管理政策,其负面影响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议,而其他由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的高额发展融资似乎也令世界银行或其他区域性银行为传统发展项目提供的融资相形见绌。31 还有部分分析人士担心,日益密切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以及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将有助于中国向非洲和南美洲国家成功的灌输其专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理念(部分分析人士称其为“北京共识”)。32

然而,仔细剖析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述言论存在诸多疑点。虽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的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商业关系的确爆出了许多令人咋舌的数据,但我们目前并不能清楚的确认已经产生或将要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战略影响。事实上,虽然中国与上述地区内的国家建立了全新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并大力宣扬其经济扩张举措,但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及其各自与中国的关系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和挑战却是截然不同的。即使对于上述地区内在本世纪前十年与中国的出口贸易出现迅猛发展的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安哥拉和赞比亚)来说,这一点也同样适用。部分国家商务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等多边机构都担心进一步加重或重新陷入对商品出口过度依赖的状态。33 而墨西哥及其他无原材料可供出口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则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问题。伴随着贸易的繁荣趋势,大量涌入上述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中国援助项目、资金和对外直接投资令当地民众喜忧参半。

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也呈现出一派错综复杂的景象。中国参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2011年从利比亚转移数万中国公民的救援行动、最近宣布的将在吉布提设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计划……中国的积极举动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力远比对拉丁美洲更加明显。34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即便是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迅速发展的双边关系也是以贸易繁荣为基础的,两者的关系自然引起了美国国防安全部官员和分析人士的高度关注。35 除了这些与安全事务直接相关的问题以外,中国与委内瑞拉之间以商业为基础的关系与该地区内民粹政治的发展动态相伴相生、相互作用,而中委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恰好是这一变化趋势的最好证明。36

中国能否确保其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或如和平发展框架所承诺的那样稳定繁荣的局势,目前尚不得而知。此外,贸易出现萎缩以及中国国内需求和大批商品价格的下滑(多种商品价格下跌的现象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个贸易出口伙伴)使得我们对于中国能否在上述地区继续维持经济和外交领域的良好发展势头更加没有把握。随着大宗商品贸易热潮的结束,中国政府将如何管理本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这一与中国经济放缓及其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息息相关的问题,将成为未来多年内摆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面前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难题之一。

中国与中东的能源纽带

中东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这一地区与中国之间以商品为基础的关系也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中国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这也使得能源安全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针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往往都是围绕多元化供给和运输安全而展开的。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关系突显了全球市场和地缘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中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趋势。

对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来说,中国对于油气供应不断加深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催生了中国是否应该在这一冲突频繁、动荡不安、日趋复杂的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中承担更多责任的问题。在针对中国与中东关系展开的讨论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为何迄今为止,中国仍未、不能或不愿帮助这一地区解决其持续恶化的深层次安全问题而展开的。来自该地区的某位分析师曾直言不讳的指出:“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并不愿意与任一中东国家发展战略关系。中国一直奉行‘墙头草’方针,中国仅仅只关注能源进口事务和有限的贸易活动,对中东冲突采取不参与、不作为、不干预的政策。”37

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并未顺理成章的转化为蓬勃发展的战略关系或明确而长期的大国优势。甚至在伊朗受到制裁的那段时间内,中伊之间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也并未为中国赢得日后优先的商业或政治特权。然而,即使抛开中国帮助该地区解决长期无法根治的深层次安全难题时所起到的作用不谈,中国对从这一地区进口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也必然会随着供应和运输安全等棘手问题的日益恶化而不断加深。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成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在息息相关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的关键所在。

现有模式的不足之处

只需简单的了解一下中国与邻国、美国及其他传统强国、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从事大宗商品出口的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复杂程度略知一二。上述关系突显了和平发展模式和地缘经济模式的不足之处:这两大框架都无法清楚的阐明经济、政治和安全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上述关系将对中国看似由经济驱动的外交举措和对外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上述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能将重大的经济发展态势(如贸易繁荣时代的终结)或广泛的政治运动形势(如拉美地区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现有模式产生的影响纳入考量范围。

上述两种模式都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总而言之,往好的方面说,奉行经济发展宿命论的和平发展框架显得过度乐观,往差的方面说,这一框架将被视为中国谋求权力政治这一地缘政治目标的宣传工具,将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38 然而,地缘经济框架则高估了中国通过有效的操控国内和国际行为体和海外市场来制定和达成其地缘战略目标的能力。3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上述两大框架对“负责任的善举”(和平发展理论)或“准确的战略洞察力”(地缘经济理论)进行不必要且未经证实的假设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认为上述假设属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上述框架是基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提出的两大主流模式,但其观点都过于狭隘死板,与复杂的现实情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现状

如果上述两大占主导地位的模式都存在不足之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认识到上述理论的不足之处及其局限性。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和平发展框架和地缘经济框架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且与部分利益群体是直接挂钩的。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宣扬的官方政策,在官方公共外交和宣传活动中占据了醒目的地位。因此,虽然上述理论并未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广大学者的普遍认可,但它对上述领域却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地缘经济框架则主要是对中国日趋提升的国际影响力和日益强势的立场保持高度警惕的批评人士的工具。上述根深蒂固且饱含政治色彩的政治理念是很难被轻易取代的。然而,承认和理解这两种模式的不足之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上述模式很有可能会导致因中国逐步提升的全球地位而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和平发展框架和战略经济框架都体现并进一步扩大了研究和处理国际事务时经济和地缘政治(包括安全)问题时出现的根深蒂固的分歧。上述两大主导模式都是对财富与权力(地缘经济理论)以及发展和安全(和平发展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以及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产物。

上述不足之处也就是记者、人类学家吉莉安·泰德(Gillian Tett)所谓的“盲点效应”。具体指的是,政界、学术界和商界日益狭隘的分化和专业化过程“导致愚昧无知的状态或认知上的盲点”并最终致使决策失误或政策失败的现象。40 和平发展框架和经济框架的不足之处往往是这些无知状态或认知盲点的体现。但“盲点效应”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上述两大主导模式的范围,成为中国国内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其他机构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这些分歧通常体现在制度结构上。在美国的外事人员当中,这一类盲点历来被专门负责政治、经济或其他事务的政府官员称为“锥点”。在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中,国际关系学通常被分为国际安全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通常还为特别小众的专业化设立了奖学金制度。欧洲某个最负盛名的国际关系智库的主任曾指出,西方国家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通常(已经)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作出了明确的分工。”41

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决策部门往往也存在这样的分工。无论是中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对经济政治关系的认知水平,还是中国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整体研究成果,都与对外关系理论和安全研究的国际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42 因此,在由中国国内和海外人士共同出席的中国外交事务政治峰会或学术会议上,经济和商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各大机构以及地缘政治和安全事务专家之间往往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来自于学术理论、领导传统和组织机构的差异性,在探讨中国在国内外发起的多项行动(例如:具有经济和地缘政治双重影响的“一带一路”倡议)时,这种分歧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外交行为和举措,我们必须打破以经济、政治或地缘战略为重点的传统框架的认知障碍。

盲点问题已成为全面理解中国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并妥善应对这一问题才能更好地增进理解、开展研究并制定政策。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外交行为和举措,我们必须打破中国国内以及海外政界和学术界以经济、政治或地缘战略为重点的传统框架的认知障碍。

就财富与权力或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而言,可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产生影响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光凭简单的固定法则或凭主观臆断的关系是无法清楚的阐明上述外交关系的。无独有偶,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内,美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了。然而,直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许多方面仍不愿或不能以有效的方式介入全球事务,这与其当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43 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这一理念并不足为奇。

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

打破固化的认知盲点绝非易事,但目前却是最紧迫、也是最恰当的时机。事实上,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局势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为打破传统的分歧创造了重要的契机。在国内局势来看,为了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真着手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型,这一时期极其棘手但却非常重要。即使抛开社会和政治问题不提,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同时中国还在尽一切努力寻求更大的合作空间并借鉴成功的政策经验。从国际局势来看,习近平主席推行的更积极、更高调的对外经济外交战略、举措和制度建设具有潜在的高风险和高回报。最终,中国在国内和海外启动的计划及其挑战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追逐财富和谋求权力的行动(包括中国致力于将发展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动)可对其自身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

就时机和机遇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习近平主动将中国政府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作为连接经济发展与安全和稳定问题的桥梁。正如他曾于2014年5月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时所指出的那样,“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44 然而,这一分析结论也突显了和平发展模式以偏概全的不足之处。

习近平的言论将督促中国国内以及海外学者针对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目标、安全和稳定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现有关系及目标提出更多、更先进的理论。多年来,中国政府领导人一直坚称,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在,这一逻辑被延伸到了中国的外交事务领域。然而,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学者中,却鲜少有人针对发展与稳定和安全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这一系如何在过去和未来的实践工作中(尤其是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等理论的基本逻辑展开研究。如何展开反思并将这些课题形成理论继而付诸实践将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一系列海外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应从这些问题出发,在涉及发展和安全事务的重大问题时,更好地与中国的政府官员、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进行交流并推断出更清晰的结论。美国历来有学术界、非营利机构、商界和政府部分携手合作的传统,其目的旨在促进有助于与其他各国进行融洽交流的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政治理论的发展。时至今日,中国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与整个国际社会融洽互动,我们必须创建更多的人文资源和管理制度。这些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挑战应该被视为可催生打破桎梏的全新思维和互动活动的大好机遇。

在多个学科领域内针对中国的国际角色进行研究和宣传将成为首要的第一步。各大学术机构和智库可以并且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便重启并进一步拓展工作政治经济领域(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现有的工作。此外,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便对目前的理论进行拓展和延伸并激发国际安全研究和区域研究及其他多个学科的理论洞见。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具有密切相关的多个层面,而针对上述问题得出的更准确、更清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将令各国决策者、研究人员、各大智库以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普遍受益。在继续现有的国际关系项目的同时,针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及与之有关的安全事务不断开展高质量的研究活动还将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大有裨益。(通过协作项目及其他方式)深入探讨全球贸易繁荣遇冷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最终将对中国与从事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将为中国和海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起点。

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更准确、更清晰的学术研究成果将令各国决策者、研究人员、各大智库以及基金会工作人员受益。

国际政治经济学界此前的这一类研究活动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全球能源市场人心惶惶的动荡时期,彼时对美国霸权主义衰落的担忧(或希望)情绪一度甚嚣尘上。政界和学术界荒谬可笑的认知盲点倾向于将低级政治问题(贸易和金融等日常经济事务)与高级政治问题(如联盟和核政策)区别开来,这也是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的部分原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活动;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最优秀的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国家曾对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趋势(如规范跨国公司的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过探讨。不仅如此,约瑟夫·奈(Joseph Nye)、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及其他多名专家还曾先后为政府部门效力。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能源市场风云动荡、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问题盘亘不去……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之势与中国目前的背景颇有几分相似。然而,中国却并未对美国当时采用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善加利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改变这一现象。

各大智库和基金会可以对部分研究活动和项目加以拓展。针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对于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的影响力,多个组织已经启动了重要的差异性研究并积极与中国开展交流互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仅仅只是其中的部分代表。45 此外,多所中国大学和越来越多的智库(更不用提各大企业和政府官员)都愿意公开提供合作和协助,以便提升自身的能力去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并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西方国家在国际发展和区域研究领域富有经验的学术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应积极寻求新一类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特别是在上述两大领域内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的国家和地区内,如:柬埔寨、老挝、缅甸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其他中亚和南亚国家)就发展与安全46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

国际组织也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及其他区域性的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在漫长的时间内通过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和社会管理以及融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正在世界各地推动大批类似的发展项目,因此,这一类经验将有助于与中国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并为此提供重要的教训和机遇。事实上,这样的合作早已开始,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均已承诺,将为亚投行(AIIB)的项目提供联合融资。47 中国对通过最新成立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项目与联合国展开合作雄心勃勃,这也将创造又一个重要的机遇,有助于与中国就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进行更好的交流。48

中美两国政府之间还应该积极开展直接的交流和互动。现有的年度双边会谈框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将有望成为一个关键性机构,便于两国政府解决经济、安全和政治领域内具有共性的问题。但即使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盲点效应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两国政府关注经济课题的相关部门往往会刻意与那些负责处理安全事务的部门保持距离。

为了直接而明确的解决上述领域和机构内的交叉问题,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全新的创新方式。一种方案就是探索更多方法,以便将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领域的良好势头及近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应用于更广泛的问题之中并促成进一步的合作。美国在跨国公司监管领域(包括环境、劳工、反腐败问题以及当代中国企业在扩大全球投资时所面对的其他所有挑战)的经验教训也将为我们提供另一大机遇。无论是从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从政治风险评估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都已经逐步认识到:更好地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将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有能力传授关于治理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而跨国公司关乎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由政府和社会共同监督,因此值得格外关注。这一类措施将为我们更全面、更细致的了解中国日趋提高的全球影响力(特别是权力与财富--尤其是经济发展与安全--相互作用的的动态趋势)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论

我们必须打破打破桎梏,破除窠臼思维,更好地理解中国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会继续将经济发展视为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头等要务,但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和挑战。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变化及其与其他国家、机构和在海外各类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创新的方式去理解上述变化的过程。过于狭隘或僵化的思维方式无益于我们理解和应对重要的现实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全新的理解方式和行动去突破这些障碍,开创意想不到的机遇。我们必须打破打破桎梏,破除窠臼思维,更好地理解中国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确保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巩固,而非破坏更加繁荣、和平的大好局势。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系列与中国日趋扩大且不断变化的国际角色有利益相关的国际参与者共同努力。

这一论文由福特基金会赞助支持。2015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这一赞助的支持下,在其位于北京、贝鲁特、布鲁塞尔、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五个全球政策中心围绕中国不断演变的国际角色及其关键问题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希望通过这一项目积累洞见和看法并拓展契机。这篇论文的观点并非对该赞助项目研究成果的总结,而只是作者个人见解的反映。

备注

1 详见吉尔平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巴西克出版社,1975年,第43页)。

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3-02-09/china-passes-u-s-to-become-the-world-s-biggest-trading-nation

3 https://www.amazon.com/China-Superpower-Susan-L-Shirk/dp/0195373197; https://www.amazon.com/China-Goes-Global-Partial-Power/dp/0199361037/ref=mt_paperback?_encoding=UTF8&me=

4 https://www.amazon.com/When-China-Rules-World-Western/dp/0143118005/ref=mt_paperback?_encoding=UTF8&me=

5 详见《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已一败涂地?》,《华盛顿季刊》第38卷第3期(2015年),95页-122页。

6 详见罗伯特·D•布莱克维和詹妮弗•M•哈里斯的《另类战争:地缘经济和治国之道》(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7 详见丹尼尔·W•德雷兹内的《制裁的悖论:经济治国之道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ian-powers-cooperation-for-regional-order-by-brahma-chellaney-2016-01?barrier=true

9 详见罗伯特·D•布莱克维和詹妮弗•M•哈里斯的《另类战争:地缘经济和治国之道》以及罗伯特•D•布莱克维和阿什利•J•特利斯的《修正美国的对华大战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特别报告》第72期(2015年3月刊)。

10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eoeconomics_with_Chinese_Characteristics.pdf

11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eoeconomics_with_Chinese_Characteristics.pdf

12 详见米凯尔•马特林和米凯尔•威杰尔的《风云动荡的地区大国的战略经济》,《亚欧杂志》(2015年11月9日刊)。

13 http://www.chinapost.com.tw/international/americas/2011/04/14/298617/Brazil-wants.htm

14 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9/09/content_281474986284646.htm

1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How_New_and_How_Crafty_is_Chinas_New_Economic_Statecraft_CTC_Web_Version.rd2.pdf

16 详见陈懋修的《中国维持和平》,《外交事务》(2016年3月8日刊)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6-03-08/china-keeps-peace

17 详见乔纳斯•帕雷罗-普莱斯纳和杜懋之的《中国的高压手段:保护海外资产和公民》(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2015年)。

18 详见郭达安的《中国对自身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评估》,吴翠玲主编的《中国崛起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un-idUSKCN0XX1YI

20 详见王学军的《和平发展:剖析中国对非洲的和平和安全政策》,《全球评论》,2014年。

21 详见吉尔平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22  详见马尔科姆·库克的《关于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三大误区》,2016年3月10日(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three-misunderstandings-of-china-asean-economic-relations/)。

23 详见约翰·D·西奥西阿利的《中国对亚洲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吴翠玲主编的《中国崛起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

24 http://thediplomat.com/2016/02/how-chinas-belt-and-road-compares-to-the-marshall-plan/

25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2016/04/22/pivot-to-nowhere-realities-of-russia-s-asia-policy/ixfw

26 详见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chinese-presence-at-gwadar-port-is-a-matter-of-concern-antony/article4386103.ece。另可参见安德鲁·斯莫尔的《中国-巴基斯坦轴心:亚洲的新地缘政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2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orth-korea-conducts-fifth-nuclear-test-as-regime-celebrates-national-holiday/2016/09/08/9332c01d-6921-4fe3-8f68-c611dc59f5a9_story.html).

28 详见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2015年)。

29 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8/23/content_281474982986536.ht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11/05/content_10308117.htm

30 详见冯中平和黄静的《中国的战略伙伴外交关系:与不断变化的世界进行互动》(西班牙国际关系与对外对话基金会,欧洲战略伙伴关系观察中心,工作报告,2014年6月8日)。

31 详见莫伊塞斯·纳伊姆的《野蛮援助》,《外交政策》(2009年10月15日刊)。另可参见阿克塞尔•德雷埃尔、安德烈亚斯·福克斯、布拉德利·帕克斯、奥斯汀·M·斯特兰奇、迈克尔·J·蒂尔尼的《苹果和火龙果: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及其他形式的政府融资项目的决定性因素》,《AidData项目的工作报告(十五卷)》(2015年10月)。

32 详见陈懋修的《舆论争议:谁在主导中国模式?》,《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0卷第2期(2013年),390页-420页。

33 详见陈懋修的《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长期福利抑或短期繁荣?》,《国际政治科学》(CIJP)第4期(2011年):55页-86页。

34 详见乔纳斯•帕雷罗-普莱斯纳和杜懋之的《中国的高压手段:保护海外资产和公民》。

35 详见R·埃文·埃利斯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在战略层面的互动》(Perry Paper系列第1期,2013年)。

3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venezuela-china-investment-africa_us_5775ade3e4b04164640f6297

37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eoeconomics_with_Chinese_Characteristics.pdf

38 详见格雷戈里·穆尔的《不光是物质基础: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可能会迫使中国走向对抗》,《国家利益》(2016年7月27日版),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talks-about-harmony-feeds-global-disorder-17136

39 详见陈懋修的《关于中国监管现状的辩论:中国国有经济关系的竞争模式》(https://www.academia.edu/5123828/_The_Chinese_Regulatory_State_Debate_Competing_Models_of_Chinas_State-Economy_Relations_)。

40 详见吉莉安·泰德的《盲点效应:专业知识的危害与打破壁垒的承诺》(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41 详见马克·莱昂纳德的《有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中国经济如何重塑全球政治格局?》,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1月(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eoeconomics_with_Chinese_Characteristics.pdf)。

42 详见朱天彪和裴松梅的《全球化与国家的作用:反思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0卷第6期,2013年:1215页-1243页。

43 详见亚当·图兹的《1916-1931大事记:伟大的战争、美国和全球秩序的重建》(纽约:企鹅出版社,2014年)。

44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159951.shtml

45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设有相关的安全与发展项目(https://www.sipri.org/research/peace-and-development),而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则设有相关的商业与和平项目(https://www.afsc.org/office/china)。

46  http://carnegietsinghua.org/publications/?fa=50578.

47 世界银行的相关项目详见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6/04/13/world-bank-and-aiib-sign-first-co-financing-framework-agreement,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关项目详见https://www.adb.org/news/adb-approves-first-cofinancing-aiib-pakistan-road-project

48  http://english.gov.cn/news/top_news/2016/05/07/content_2814753436976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