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已通过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的方式迈出了外交政策上重大的一步。这次通话打破了中美几十年来的外交惯例,让人们对特朗普的中国战略产生了诸多疑问。

设在北京的清华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主任韩磊(Paul Haenle)有着适合的资历来衡量特朗普的行为及其后果。韩磊是退役的美国陆军军官,他对东亚的兴趣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是驻韩美军的一员。他曾在位于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国防部担任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军事职务,随后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五年。他在乔治·W·布什总统以及奥巴马总统两届政府治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事务的主任。

在下面经过编辑的采访中,韩磊分享了他对在特朗普、台湾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背景下美中关系的看法。

纽约时报:你怎么看待上周五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这件事?

韩磊:候任总统特朗普在转移人们对该通话的批评时说,是蔡英文主动打电话给他的,这似乎正中中方的下怀。第二天,中国外交部长把这通电话归结为“只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而中国现在可能正在想办法为这件事惩罚蔡英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朗普会站出来支持台方吗?这是那些反对把通话一事公开的人真正的担忧之一。

纽约时报:你如何预测未来几年的美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时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呢?这个问题的性质自那以后是否发生了改变?

韩磊:考虑到目前这三个国家与地区的领导人,很难预计华盛顿、北京和台北在未来几年里会在台湾问题上取得很好的进展。

就我本人在陈水扁时期在白宫工作的经验而言,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消耗了美中关系的许多精力。当台湾紧张局势成为美中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时,这个问题会通过占据我们议程的方式阻碍我们实现其他重要的政策目标,比如在越来越危险的朝鲜核问题上取得进展。

纽约时报:你的中国伙伴对特朗普的当选及他与蔡英文通电话有什么反应?

韩磊:许多我认识的中国人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就已得出特朗普的当选会对中国有好处的结论,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务实的交易型领导人。与前国务卿克林顿不同,他可能不会在美中关系中注入人权和价值观。中国人以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为基础,推断他会从亚洲退出,降低美国对盟友承诺的重视程度,从而减少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是对这种假设的一次实际检验。我在北京最常听到的反应是一句中国的说法:放弃幻想。在中国看来,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愿景可能意味着更大,而非更小的战略压力,这一点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不仅在台湾问题上已显示出信号,而且也反映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的顾问已承诺要重新加强美国海军的建设,废除国防预算的自动减赤;在朝鲜问题上也一样,特朗普已表示,为了在处理核武器问题上取得进展,要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纽约时报:在未来的四年中,你认为美中关系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形成紧张局势或达成合作?

从我的角度来看,朝鲜是我们近期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最明显的威胁。在过去一两年里,对这一威胁严重程度的评估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下届政府通过加倍的威慑、制裁措施以及外交手段来解决。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探索出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有效地合作很重要。如果中国不愿采取必要措施的话,美国可能需要采取单边行动,与盟国一同采取更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并加强该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

这个问题与我们如何评估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有关。如果我们把应对朝鲜或伊朗的核扩散威胁作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么我们在规划亚洲战略时,便需要考虑与中国的合作对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性。从这个出发点来看,很难在战略上理解与蔡英文通话会是特朗普政府做的第一件事。特朗普政府应该建立一种与更广泛的美国区域利益和目标相关的战略。

纽约时报:在处理美中关系上,你对特朗普有什么建议?

韩磊:虽然我们需要与中国竞争,并且在我们与中国出现意见分歧或认为美国利益受到损害的领域采取强硬态度,但世界上许多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问题都需要回溯到美国与中国是否可以合作上来。

从这一点出发,让候任总统特朗普尽早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并建立个人联系将非常重要。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中文翻译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