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以《携手建设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阻力加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这是继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在联合国发表共同永续发展重要讲话后,中国高层再次全面阐述中国应对全球挑战的主张。前一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等团体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回应了一些美国知名企业家对反全球化潮流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担忧,表明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此次中国总理出席联大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得到广泛倾听并受到普遍赞赏,这与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局密切相关。

一.全球经济困局酝酿中国方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长达8年的低迷期。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范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2.5%左右波动。伴随着世界经济低迷现状的有三大趋势,第一是全球消费需求不足和贸易增长乏力;第二是一些发达国家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竞争力;第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这三种趋势已经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极大的困扰,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使得一部分依靠矿产等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出现经济崩溃与社会动乱。这几种难题交互交织的局面,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失衡与失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效率导向,在经济发展和国内政治稳定的压力之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开放市场参与到全球分工之中。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资本的大规模跨界流动,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根据比较优势被分散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形成产业聚集。随着生产分工的变化,中间产品占国际贸易额的比例不断上升。这种效率导向的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但也给世界经济带来双重失衡。

其一,国际经济发展的失衡,不仅抑制了世界总消费需求增长,也加剧了社会不满和对抗。由于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国家之间发展速度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但是国际经济的严重失衡更多地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参与全球价值链不仅面临着升级的难题,更面临发达国家的规则制约。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和产业升级一般都需要从轻工业开始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实施进口配额一直持续到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竞争力较低,而农产品问题直到乌拉圭回合才纳入多边贸易体系,多哈回合谈判迟至2015年才就农业补贴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其二,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1944年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分析了国内不同行业和群体在开放市场中获益的差异,可持续的经济开放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国内利益调控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对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的群体提供必要的利益补偿,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危机。福利制度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国内政治负面效应的一种途径,2008年以来西欧一部分福利国家经济举步维艰,福利制度内生的效率问题、福利与大众民主的捆绑,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难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美国的国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更加严重,奥巴马在此次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指出,2008年大衰退初期1%的美国人占据全国总体收入增长的比例超过90%,这种社会阶层的极度分化是大众民主制度与资本约束失效的体现,又往往被归因于产业外移、外来移民和自由贸易,从而引发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声音的高涨。

二.中国方案何以引起关注

对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不少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联合国大会上都谈到了发展失衡、需求不振和全球化的政治阻力,并表明了复苏世界经济的决心,为什么中国的主张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关注?

话语的传播和关注程度有赖于权力地位的支撑,话语的影响力同时也是权力的表现之一。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10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5%左右。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主张之所以被广泛地关注和倾听,与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体量和良好发展潜力密不可分。中国的主张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治理的走向,中国的发展经验吸引着陷入经济发展困境国家的目光,中国建设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更是给听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针对以上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深层次难题,李克强总理讲话提出的中国主张有三个值得关注的方面。第一,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基础在于发展,发展必须可持续和包容联动,需要解决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需要优化发展方式,需要注重公平原则,照顾到不同群体的诉求。第二,发展需要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化解全球化带来的冲击,降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阻力。第三,携手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主要经济体促进自身增长的同时应尽力减少负面外溢效应。概括起来就是通过发展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难题,通过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经济全球化促进发展,通过宏观政策协调减少将国内风险转移给其它国家的邻避效应。

理解中国主张受到倾听的这些原因,不仅要看多少重量级人物参与了讨论和对话,更要看中国的主张新在哪里,这就需要通过比较来发现。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长期拥有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奥巴马也在此次联合国大会上就全球经济治理发表了美国的主张。通过两种主张之中关键点的比较,可更好地解释中国主张的吸引力。

三.中国方案与美国方案所折射的迥异的价值追求

奥巴马也谈到经济全球化的失衡问题,强调通过缓解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和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问题,但他更强调美国的独特性和美国利益的重要性。奥巴马说要通过改善国内治理和国际规则来遏制资本主义的过度扩张,因此美国推动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代表的贸易协定来提高标准。实际上,TPP正是为美国资本铺路的工具。奥巴马承认,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治理模式,美国不应把自己的治理模式强加给其它国家,但他认为自己不会在模式竞争中保持中立,而是更偏向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奥巴马也坦承,他经常面临其它国家关于美国将自身理念带入国际规范与制度的批评,他认为美国主动限制行为和遵守国际规则的目的是促进自身利益,而不是放弃促进核心利益。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奥巴马所阐述的美国主张充满单方傲慢,中国的主张更重视平等、更具有建设性和包容性。两种主张相比较,中国的主张当然更容易争取听众。回顾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美国的全球经济治理主张也曾受到欢迎。1944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曾说:“繁荣与和平一样,是不能分割的,将繁荣分散到富人中间,或者以别人为代价而享受繁荣,这样的代价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审视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难题,可以发现这些话的先见之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治理机制已达70多年,这些机制设立的最初目标是实现发展的共享,防止世界因为发展失衡而出现动乱和冲突。全球经济治理70多年的历史表明,这些机制的确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但是,美国也逐渐忘记了这些最初的原则,其主导得全球经济治理更多地表现为霸权专横,金融与发展援助条件的苛刻与政治化,多边贸易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权利的漠视,一度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不满。冷战结束以后,IMF不遗余力地推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2015年发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统计,1980年全球金融与贸易的规模水平大致相当,到2008年全球金融规模已经是全球贸易规模的9倍。金融业远离实体经济,资本空前规模的跨界流动,加上缺位和低效的治理,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大衰退,美国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经济地位也受到严重冲击。

李克强总理指出,美国是继英国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也是受益者之一,这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准确判断。但从近些年美国全力争夺规则制定权,组建经济“小集团”,不顾发展中国家改革节奏强行拔高国际经济规则的标准,以及2015年WTO内罗毕部长会议上围绕多哈回合谈判地位的冲突等事例来看,美国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似乎并没有做好认真反思与切实调整政策的准备。因此,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和全球化阻力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全局性、建设性和包容性的主张自然会更能得到倾听与赞赏。

管传靖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