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01年所达成的入世协议,中国将于2016年12月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目前,欧盟与中国却因此而观点差异巨大,引发了各界人士的热议。各方争议的焦点或是从法学角度对“入世协议的条款解释”进行探讨,或是从技术和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降低反倾销税对欧盟失业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尽管欧盟有必要遵守相关国际法并维护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但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问题已远远超出了纯技术领域的范畴,它已成为牵涉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主体和重量级政治实体的关键性战略问题。从战略层面而言,中欧关系由此产生的危机或将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可推动双方为签订新一轮的双边投资协定而继续努力。不仅如此,它也有助于重启中欧有关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与此同时,中欧分歧的和解方案也有助于催生一个更强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欧洲,因为欧盟成员国的政治精英们会对如何提升欧盟与中国合作时的创新能力更加关注——尤其是在中国有重要知识和技术的领域,如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等。

中国并非欧盟经济停滞的原因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15年来,中欧之间的商贸交流活动大幅增加。面对不断攀升的欧盟对华贸易赤字,欧洲民粹主义者呼吁要建立“欧洲堡垒”,指责中国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及使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为支持其立场观点,他们闭口不谈创历史纪录的欧盟对华出口贸易所创造的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及欧洲国家由此获得的巨大利益。他们也拒绝承认在欧元区危机时中国利用直接投资和购买证券等对经济不景气的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他们更漠视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和现任总理李克强反复表达的对欧洲度过危机的信心和支持。

与中国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使欧盟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获益提高,但也引发了欧盟内部“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中欧贸易关系在为部分欧盟核心国家创造净利润的同时,也为欧盟边缘国家带来了损失。欧盟拥有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或竞争激烈的服务行业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和荷兰)成功地扩大了与中国的贸易规模,而那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欧盟成员国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一落千丈。

除了中欧贸易结构不对称外,许多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地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相继下滑。虽然德国等多个国家设法度过了危机,但其他国家却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经济冲击。欧盟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经济周期不一致,加上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拉大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距),致使欧盟边缘国家的福利现状一度恶化。随着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民粹主义观点盛行一时成为欧洲政界中的新常态。许多欧洲人非但不努力从欧盟内部寻求更公平的福利分配制度,反而轻易地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谴责中国是破坏欧洲福利制度的元凶,认为改革计划无异于在推行“中国的工资标准”。

此外,欧盟成员国在创新和变革性技术领域的表现也令人大失所望。欧盟根据《里斯本条约》制定了2010年的创新议程。2009年,欧盟委员会意识到其无法按期完成2010年议程,因此将目标达成的时间改为2020年。如今,距离这一最终日期仅剩下四年的时间,但除瑞典的完成度遥遥领先外,其他欧盟成员国仍远远落后于既定的目标。但欧盟在创新领域的受挫则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中国政府在多个大型研究项目中均不断扩大与欧盟的合作并与之积极分享经验。

欧盟和美国妄图制衡中国

欧盟内部的多个利益集团曾无视对欧盟政治一体化和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而向美国寻求援助,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损害了欧洲的利益。事实上,正是欧盟委员会与美国要共同推出《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该大规模贸易协定旨在限制中国在第三世界市场(主要是非洲)中的贸易竞争优势。双方还企图通过施压,令中国政府接受在其积贫积弱时期定下的旧式标准,妄图继续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

另外,欧盟已经坦然接受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地位。对于美国从其互联网用户中收集私人数据这一侵犯其网络主权的事实,欧盟也反应迟缓。并且,很少有欧洲人愿意承认,是中国打破了美国的互联网垄断,拯救了欧盟和其他国家。

危机与机遇并存

“市场经济地位”带来的危机将成为中欧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从政策和战略入手,而不能依靠强制性的技术手段。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应该承认自身对欧洲钢铁业产生的影响,同意在特殊的过渡时期内不向欧洲市场倾销钢铁制品及挤压欧盟生产商,并妥善解决自身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或许双方可以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地位”的过渡期内就部分领域达成协议,这其中包括被欧盟指责的那些没有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如此一来,中国有望提高效率,而欧盟也能在面对漫长的经济危机和前所未有的低失业率时保住更多工作岗位,可谓互利双赢。在这一过渡时期内,中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亚洲的发展中市场提供支持,解决自身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中国的相关行业也将在适应市场标准的同时逐步提高效率。

一旦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中国和欧盟就应加速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进程。2015年11月,欧盟驻华大使史伟博士(Hans Dietmar Schweisgut)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如果我们想要推动中欧关系向前发展,使双方的关系‘更上一层楼’,那么我们就必须互相放宽市场准入,在互惠的基础上为中国和欧洲公司提供更多的机会。”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可以有效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对于众多欧洲边缘经济体(如希腊和东欧国家)而言,中国的投资不啻天赐之福。因为中国的投资将有望拉动欧盟这些地区的收入,从而使欧盟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当然,这肯定不是解决欧盟未来所有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将有助于欧盟从战略上加快其一体化进程——而这也正是中国旨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外交政策的长期性核心目标之一。

下一步应该是中国参加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如果中国想要涉足欧盟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那么,欧洲企业就应该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中国政府采购项目的竞标活动。这一公平互惠的举措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双方紧张的贸易关系。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双方应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进行可行性研究,同时可以考虑在2016年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公布相关的计划。如果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冰岛(均为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和服务密集型经济体)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那么欧盟也将成为中国的不二之选。自由贸易协定必定会给欧盟内部带来结构性的收益以及损失,而欧盟将如何分配这些利益和损失是其应内部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其内部政治立场的分歧是欧盟的份内工作。

在中文中,“危机”一词因为具有“危险”和“机遇”的双重语义,在许多研究和文章中被频频使用。在希腊和欧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类似的概念。英文的危机(“Crisis”)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含有“危难”和“理智的选择”的双重含义。毫无疑问,目前中欧关系中最理智的选择肯定是克服“市场经济地位”的障碍,同时将重心转向进一步发展商业和政治伙伴关系。

现代机器的能力胜过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蓝领工人,也包括专业技术人士,互联网络的国际化程度愈加深入,因此21世纪的经济模式必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中国和欧盟绝非处于对立竞争的地位,双方实际上是高度互补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应成为市场一体化以及中欧良好关系的障碍。我们需要做出理智的判断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