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而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习近平(2014年5月21日,上海)[1]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将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推入雄心勃勃的全新发展阶段。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到“一带一路”(OBOR)倡议,中国主导的新兴金融和发展机构及行动计划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影响力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热议。但中国所谓的大型对外经济战略并不是新鲜事物,其推广过程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实际上,这一战略的基础正是中国长期奉行的和平发展理论体系,或者说不断拓展这一理论体系正是这一战略的宗旨,尤其当中国试图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一战略时更是如此。中国通过上述方式不断扩大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和地区势力版图,同时,中国以发展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和困难很有可能会给中国乃至全球各国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

这些问题突显了中国新的对外经济发展计划雄心勃勃的本质,这与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一贯论调是一致的,而中国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涉及中国邻国的安全问题)“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也引发了上述专业人士的热议。无论外界对中国新外交政策的看法是咄咄逼人或极具破坏性、抑或是大胆无畏或和平友善,普遍的观点都认为习近平的外交理念与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的低调蛰伏、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明显背道而驰,并且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积极、更自信的全新角色。[2]

西方学者和决策者们都希望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邻国间海上争端的背景和发展方向,他们从传统安全的角度针对中国新强硬立场的新颖性和强硬程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然而就对外经济政策本身而言,却鲜少有人就中国近期的对外经济政策和计划到底有多新、将带来何种程度的改变这类问题展开讨论。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中国“地缘经济”[4]战略时倾向于将中国最新的(或至少是最近重新诠释的)计划(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与习近平的一般性外交政策混为一谈,而并未结合更广泛的历史或政治背景对上述计划展开分析。甚至那些旨在以“经济外交方略”解读中国全新的对外经济活动并为其在日趋完善的国际政治经济(IPE)体系中找到合适定位的最新分析也常常无法回答上述“外交方略”到底新在何处及是否有效的问题。[5]上述自成一派的认为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观点原本旨在帮助中国迅速提升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但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忽略了中国长期奉行的对外经济政策的一贯特色和漏洞。

事实上,从本报告开篇所引用的习近平的发言来看,“经济发展是稳定、安全与和平的基础”这一观点一直是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的长期性核心要素,而中国领导人正试图加大力度继续发展这一要素。这一理论在习近平主席当选前就已形成,并已载入中国的和平发展(PD)外交政策战略中。[6]和平发展理论体系一直被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奉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神奇之手。作为与西方自由经济、政治制度和规范截然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以类似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这一体系试图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且有利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的“双赢”局面这种观点来安抚各界情绪。

习近平非但没有摒弃互利发展的理论,反而通过将发展确立为中国及其邻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各国所必不可少的治国要素,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这一理论体系。事实上,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越来越重视它在世界发展格局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及中国与全球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而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例如: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经验)及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可为上述活动提供重要的背景。[7]随着中国在亚洲的区域性项目计划(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不断推进,中国在过去十年多内与上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关系可为其提供“以发展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可行性及潜在陷阱有关的重大教训。

实际上,在中国推进现有和未来新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发展计划的过程中,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政策框架有关的现存盲点、缺陷和挑战只可能进一步恶化。最终,中国国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改革路线与因自诩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引擎而不断膨胀的自信将构成一对矛盾,并将共同导致中国和平发展理论在歧路上愈走愈远,而当前对中国的全新经济战略的普遍性认识却几乎都忽视了这一点。

中国的经济外交方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各界人士逐渐意识到,中国希望从地缘政治入手制定明智而宏远的全新对外经济战略,并且中国的雄心计划已逐渐对现有的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和规范乃至美国在亚洲和世界格局中的经济霸主地位构成了实际的挑战。然而,这一雄心计划并不是新鲜事物。至少在十年前,从针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不断演变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关系展开的热烈讨论中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端倪。2004年左右,卓有才干的中国非民主政府在后毛泽东时代带领中国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也导致有关“北京共识”和“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风靡一时。[8]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成为重商主义(或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全球典范,上述理论的发展势头也进一步高涨,产业政策、国有企业(SOE)的地位和竞争性(或“受政府操控的”)汇率都是这一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9]

虽然部分人士担心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可能会令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独裁政权看到反自由主义的优势并导致潜在的危害[10],但截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所关注的重点仍局限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这一领域内。中国自2000年左右开始实施的“走出去”战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倒是唯一的例外。中国(特别是中国国企)对海外市场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OFDI)快速增加,同时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双向性海外融资和对外援助项目的金额也在不断加大,因此,中国国企和中国国有的“政策性银行”(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海外活动及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和动机也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11]

然而,截至目前为止,仍然很少有中国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或决策者明目张胆的将中国不断提升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与随之而来的中国战略实力的提升相提并论。中国国内外的国际关系学者正就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和“影响力”之间的差距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重点更侧重于安全和软实力方面的问题而非经济问题。[12]即使极少数公开涉及中国“经济外交方略”的研究报告也只是对相关政策的性质和影响力作出了模棱两可的结论。[13]所以,即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中央集权的经济发展模式及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的对外投资和金融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注度日渐提高,针对可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提供支持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工具的战略部署的讨论却仍然极为有限。

关于中国已制定并着手部署新的对外经济战略以提高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预测日嚣尘上,这些预测主要是基于两个明确的事实。首先,习近平的政策和举措(包括创立亚投行和推出“一带一路”计划这些明确的举措)已经吸引了大量关注的目光。作为全新的多边经济发展机构,亚投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部分分析人士(显然还包括美国政府)将其视为自二战后盛行至今的国际金融和发展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潜在替代品或竞争者。[14]中国官员和专家学者一直宣称,“一带一路”倡议是大胆探索、勇于开拓的全新战略性举措,它将有助于促进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巩固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和南亚邻国乃至与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投资和贸易领域)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渴望在周边地区推进战略经济举措的推测。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活动、学术届的支持言论及为上述活动提供的实际的制度支持更是令中国将启动可改变游戏规则的、协调一致的大规模战略计划以推动其全球发展和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进程的推测得到进一步证实。

部分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计划一直保持高度关注,而由持历史修正主义鹰派立场的美国著名智库专家和安全分析师所撰写的调查报告为中国引来了更多关注。[15]这些报告开门见山的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长达数十年与的双边经济活动中,由于对中国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战略的本质的一贯误解,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竟失策的助长了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强势立场。[16]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在他的最新著作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推波助澜的结果”[17],因为西方国家一直错误的听信了中国坚称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将无损于别国的“虚假言论”。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等其他专家也对此类观点表示大体认同,同时还一步指出,中国已通过贸易和投资活动有条不紊但却不声不响的在邻国(包括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国)境内建立了影响力,从而迫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拓展势力版图的行为多番忍让。”[18]中国政府的部分言论可以为“中国利用有效的新战略经济工具影响周边国家”的观点提供佐证,例如,中国政府曾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奋发有为”新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应该继续通过一系列具有潜在不对称性的经济关系以资金换取或赢得地区影响力。[19]

有关中国政府正巧妙的利用更多有效的经济工具来提升本国在周边乃至其他地区内的实力和影响力的观点甚嚣尘上,这背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原因。许多国际分析人士均认为,中国采用由政府支持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以推动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对于那些认为中国利用其新的经济实力和传统的战略能力为己谋利的人而言,中国政府高调的对外经济计划无异于对上述不满情绪火上浇油。[20]

对中国国内支持者和外国批评人士而言的确如此。那些哀叹这一趋势的分析人士认为,这象征着狭隘的中国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并对其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及全球经济造成更多负面影响。而其他人(包括部分中国决策者和专家学者)则认为,这一趋势应被视为中国与邻国及其他国家开展战略性双边经济活动的新时代的到来。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中国政策的变革性影响都可能会殃及其他国家。

和平发展(仍)是一切的关键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是前所未有的且会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根本性变革,这种观点值得再三斟酌。从中国国内和国际立场及相关政策的角度来说,如果想要更好的理解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发展”理念、推广这一理念的相关活动及其不断提升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评估。相关分析结果也表明,习近平将继续秉承并不断推广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因为这一体系强调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关系的指导性原则。

事实上,尽管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所采取的主动提升自身实力的新对外经济活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奇怪的是,长期以来,和平发展作为中国总体战略核心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却鲜少被提及。[21]早在习近平掌权以前,中国政府就正式提出了和平发展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目前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世界观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核心指导原则,为中国发展和管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有关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原则及此前的“和平崛起”理论的研究报告如过江之鲫,但与特定的和平发展政治经济理论紧密相连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发展现状才是真正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在2011年发布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理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将发展重新确立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主要经济目标。从根本上来说,和平发展理论体系是以良性循环为基础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取决于和平而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反过来说,中国的持续发展也将有助于更好的维护国际和平与繁荣。在该白皮书及白皮书发布前后中国政府的多次公开声明中,我们都能看到“双赢”、“互利”和“共同发展”等措词被多次提及。

中国政府由此对和平发展的含义作出了明确的定义:绝不会让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陷入以损失他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中国利益的“零和游戏”,而是与全球其它国家建立以相互依存的“正和博弈”为基础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和平发展理论中还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即:中国将在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例如“推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达到既定的利益目标,还将对那些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获得经济利益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发展作出贡献。最理想的结果应该是达成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基于相对优势的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循环态势,并进一步巩固中国及其邻国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局势。[22]

这种假设性的结果自然对中国的多个邻国(更不用说美国了)都极具吸引力,如果能如愿达成固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最差也不过是中国密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罢了。[23]事实上,虽然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体系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安抚性策略[24],但其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的定位(更别说那些或隐晦或露骨的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措词了)却获得了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对于中国及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新近结交的经济和外交合作伙伴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自有其独特的魅力。自2000以来,中国与上述两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外交关系就一直呈蓬勃发展之势,中国政府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就中国与上述两个地区的关系发布了《政策白皮书》。这些政策文件多次重申并拓展了和平发展的整体理论,并强调了应构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互补”型双赢局面。从根本上来说,强调互补性其实就是承认先天优势为各国所带来的利益。该白皮书发表于由中国带动的大宗商品繁荣期(2000年至2010年间),侧重于互利互补的双边关系。部分南美和非洲国家是主要原材料的生产商,而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中国则对上述原材料有着不断走高的需求,因此该白皮书对于上述地区尤为适用。与此同时,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新兴市场”还可为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和资本盈余提供市场和出路。中国强调,相对优势及基于农产品换制成品的关系应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更广泛的“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中,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理论,对于某些人而言它甚至是中国“大战略”的关键性理论。[25]和平发展理论关注“双赢”和“互利”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这一理论连同中国就自身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布的两项官方政策报告,成为代表中国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关键性理论,而这与对中国重商主义对外经济战略的普遍认知大相径庭。

习近平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和平发展理论体系,尽管外界一直认为他与中国过去的政策南辕北辙。有关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全新的对外经济政策的观点一般都认为,中国已经从和平发展理论体系转向了更激进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其他国外观察人士也认为,和平发展理论体系不过是纸上谈兵。[26]然而,认为习近平已彻底摒弃或从根本上改变了和平发展的核心理念和政策框架的观点并不准确。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中国近来的对外经济活动都是以和平发展理论体系为基础的,并且事实上,中国政府正致力于继续推广并深入发展这一体系。

实际上,习近平已通过中国近期启动或重新发起的多个对外经济计划加大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推广和平发展理论体系的力度。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举措和制度都以应对发展中国家及其所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目标。

习近平将和平发展原则和政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中国政府外交政策计划的关键组成要素之一。习近平还从和平发展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中汲取灵感,提出了“中国梦”这一代表性理论。2014年,他曾发言称:“我们要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世界人民的梦息息相通。”[27]尽管中国近来的强势立场导致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习近平仍重申了与周边邻国一起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在谋求互利性经济成果的同时巩固相互依赖的双边关系是“命运共同体”理论背后的重点。

这可能就是习近平所主导的真正的创新理论,中国以发展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发展态势清晰的昭示了经济和安全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致力于推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机构和计划的行为很明显是和平发展理论的延伸。通过这些举措(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的融资和建设项目),中国试图进一步促进其经济发展,帮助中国及其邻国达成发展前景,并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实际上,习近平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计划等中国高调的发展项目开启更积极主动的国际经济外交新时代,但他也不忘利用和平发展理论作为包裹上述行动的“糖衣”。习近平曾在2014年发表讲话称:“我们一直努力以创造性的方式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推进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并不断丰富和平发展的战略性理论思想。”[28]

中国有意于向更大的地区推广和平发展理论,而这一举措或将带来种种风险。中国不断强调达成经济发展目标(特别是通过与周边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入性接触达成这些目标)的重要性,这正是这些蓬勃发展的新对外经济活动的焦点所在。事实上,中国从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等远距离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不断总结并积累经验和教训,而在推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对上述经验和教训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高。但经过仔细检讨,我们可以在这些教训中发现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而中国及其它国家也应该暂停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所采用的激励性模式。早在习近平还未掌权前,因和平发展理论而导致的分歧(尤其是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就已经开始冒头。针对中国所谓的新经济外交方略的分析报告几乎完全无视了这些裂痕,而这些裂痕很有可能会随着中国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而进一步扩大或恶化。

关于和平、爱和理解的谬论?[29]

这些裂缝说明,基于集权工具和修正主义目标而对中国“大胆的经济外交方略”[30]提出的新兴观点与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前编造的和平发展谎言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维护国际性和地区性经济增长和和平局势的必要条件和强力支撑的言论是大相径庭的。有趣的是,主要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重商主义“地缘经济”理论和中国的和平发展观点在发展与和平和稳定之间划上了等号,虽然基于完全相反的理论,但上述两种观点都同意: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发展中国家内已经得到了大幅提升,并且未来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尽管上述两大理论具有相似性,但却都无法对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变化的本质作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引起焦虑或紧张情绪的来源并不是中国的经济外交方略对各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而是伴随着这些活动的深化和发展而出现的实际的难题和矛盾。

尽管中国大力宣扬双赢、互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关系,但和平发展这一套“以利益换和谐”的理论却同样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早在21世纪初长达10年的大宗商品繁荣期,也就是南南互补关系进展最顺利的阶段[31],中国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新结交的经济和外交合作伙伴就已经对本国与中国关系的可持续性及相对的收益分配颇有怨言了。例如,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2011年即将上任时就曾宣布,她希望能将巴西与中国的商品贸易伙伴关系发展成“超越互补”的关系,这相当于对中巴两国间“双赢”关系的性质及其可持续发展性提出了委婉的质疑。[32]同样,2013年,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表示:“非洲人民应该对与中国貌似和谐的关系的实质建立清醒的认识。我们应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非洲人民必须认识到,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巴西及其他国家一样,它们来非洲的目的是为自身而非非洲谋求利益。”[33]

拉丁美洲和非洲领导人发表的诸如此类的言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及其政策的直接批评,倒不如说是体现了上述地区因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的非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以及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领域与中国相比缺乏整体竞争力而导致的长期性焦虑情绪。[34]事实上,中国─拉丁美洲和中国─非洲之间快速发展的“南南合作关系”与昔日的“南北关系”极其相似(至少从结构上来看的确如此),都是以“先天”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基础,而在由中国带动的大宗商品繁荣期的鼎盛时期,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关系是很容易被忽视甚至被完全无视的。[35]然而伴随着大宗商品繁荣期戛然而止、中国经济逐步放缓、对大宗商品的依赖及制造业缺乏竞争力所导致的焦虑情绪不断恶化,此前曾在由中国带动的大宗商品繁荣期获益良多的部分国家开始怨声载道。[36]

与多个大宗商品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能源丰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中国面临的第二类挑战。自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开始,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新结识的多个能源贸易和投资伙伴之间的关系对中国造成了令其震惊和不安的冲击。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之后,中国面临着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投资损失,同时还不得不面对营救在利比亚工作和生活的35.000余名中国公民的难题。[37]在拉丁美洲,中国与委内瑞拉在石油、金融和外交领域的关系及其他所有在查韦斯在职期间和谐良好的关系均因委内瑞拉不断恶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遭到冲击。[38]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石油价格出现暴跌。但在此之前,中国的国家贷款早就已经成为委内瑞拉政府的重要生命线,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是选择继续为挥霍无度、功能失常的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经济支持还是放弃中国在美洲这一类似“战略同盟”的伙伴关系的两难选择。从阿根廷到安哥拉,决策者和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贷款和投资的规模和性质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及是否合理的质疑声浪越来越高。[39]

中国面临的第三种类型的挑战来自其周边地区:此前曾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对本国与中国的关系作出了调整。例如,中国曾对外宣称与缅甸(旧称“Burma”)的关系是区域性双赢关系的中流砥柱,如今却因缅甸国内的政治开放和缅甸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如日本)新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而被彻底颠覆。最近,新一届的斯里兰卡政府因担心中国的影响力太过庞大而对此前两国一度密切的投资和外交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

与周边邻国之间看似稳定而亲密的相互依存关系遭遇此类突然的转变很可能会令中国政府极度不安,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转变要比因南海和东海主权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关系更令人难以捉摸。

对中国来说,所有这些挑战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于上述各国的政治或经济(或两者兼而有之)体系令人意外(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的转变所导致的结果,而上述各国与中国在贸易、投资和外交领域错综复杂的关系与中国早前预想的基于双赢互补型和平发展框架而打造的稳定而积极的关系相去甚远。

但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似乎并未因此知难而退。就其本身而言,尽管这些突发巨变的关系令人难以预测,但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相关政策并发动宣传攻势,不断深化与全球各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合作。[40]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一直致力于鼓励和推动更多的中国融资和投资项目,尤其是那些与周边国家以及“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如中东、非洲和欧洲国家)共同发起的基础设施和“提高连通性”的发展项目。习近平反复强调在东亚地区建立“命运共同体”,同时一再重申增强与邻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将对维护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局势有直接的帮助,这些都将有助于更好的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和理论。

尽管如此,一旦中国过度推进和平发展计划,上文中提及的部分甚至全部问题和挑战爆发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如果中国目前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源融资项目未能树立良好的榜样,那么在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周边国家或中东、东非和南美地区针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和建设项目的新举措也将面临挑战,甚至可能由此而爆发争端。

不过在本报告开篇所引用的习近平的发言也证实了,中国领导人已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这种理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支持,他们声称,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不仅将继续促进世界各国的发展,同时,中国主导的发展项目还将为易于爆发危机或冲突的地区真正解决实际的冲突和安全危机提供助力。[41]因此,中国民众对于“双赢”结局空前高涨的信心(特别是因中国促进发展的政策而产生的信心)会或将导致过度自负的情绪或在遭遇政策失败时将其归咎于国际社会负面影响,这也是习近平在加大力度推进和平发展计划的过程中最易于轻视的问题之一。

结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并没有引入全新的对外经济外交方略,反而加大力度推进和平发展原则和理论体系下的“发展”计划。这并非意味着习近平现在或未来在解读或承袭和平发展计划时会采取与往届中国领导人完全一致的政策[42],而是指中国仍将坚定的奉行构建和平发展双赢局面这一理论基础。不过,中国针对国内和国际领域的重大挑战对复杂而矛盾的应对方案作出了调整,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试图恢复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其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的信心。

在国内,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启动新的重大经济改革,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国际来说,21世纪早期的大宗商品繁荣期已经走到了尽头,新兴市场的增长放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开始出现逆增长,而中国自身的经济放缓和改革计划导致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陷入了极度茫然的情绪,这些情况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显得尤为重要。[43]在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引人注目的发展促进计划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所面临的高风险考验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中国旨在通过一系列行动出口“工业产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可行性仍将是中国国内外的热点话题。[44]

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已长达十余年,中国试图将与上述国家交往的经验和教训运用到与东南亚、中亚和南亚邻国的关系之中,这其中可能出现的困难、挑战以及意想不到的结果值得深度关注。与中国由此可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相比,上述问题同样重要,因此中国国内外的决策者、专家学者商界人士应对后者保持同等程度或更高的兴趣和关注度。事实上,即使上述行动能迅速而顺利的开展下去,中国将如何处理自身日益提高的影响力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45]

从中国及其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新经济合作伙伴凭借双方在最近十多年来不断发展的贸易和金融关系所获得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利益以及为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而持续推进的工作来看,外界已开始对上述“南南合作”关系的公平性和可行性表现出担忧情绪,且这种情绪还将进一步加剧。中国致力于启动更多的以发展为中心的制度和措施(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其相关的融资活动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加大连通性的项目),不过可能的回报与巨大的风险将呈正比。

尽管基础设施在促进中国发展时发挥了重要的(但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作用,并且缺乏足够的高品质基础设施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但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发展历史、理念或计划是否能继续行之有效以及能否适用于其他国家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46]此外,上述计划中的融资和投资项目需要拥有大量的背景知识并对上述国家的国民需求和最为关注的问题建立深刻的理解。绝大多数中国决策者、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对地区性研究成果的把握、对政治风险的理解以及在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更不用说那些冲突易发地区了)内执行上述项目的能力仍处于低级水平。[47]总之,要想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良性循环转变为中国不断扩张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本文英文略缩版发表于《外交事务》 

 

[1]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 年 5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159951.shtml。

[2] 关于习近平在国内外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参Elizabeth Economy,“中国的帝王主席:习近平加强控制”,《外交》,2014年11/12月刊。

[3] 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中国新自信:到底有多新多自信?”《国际安全》第37卷,第4期(2013 年春)以及Aaron L. Friedberg,“中国行为之源:解析北京自信”,《华盛顿季刊》第37卷第4期(2015年冬)。

[4] 术语“地缘经济”已日渐为人们广泛使用,成为一些具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国际经济现象的代名词或模因。在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和智库分析人士中间,这个术语尤为流行。如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都实施了积极的地缘经济计划,而过去三年中,世界经济论坛通过地缘经济全球议程委员会主办了一些专题会议和出版了一些著述。有学者追溯该概念源自Edward Luttwak,Edward同样与一家外交政策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有关联。见Edward N. Luttwa,“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国家利益》(1990年夏)。然而,该术语几乎从未被明确界定,而且学界政治经济学家们亦鲜少使用。最近对新生的地缘经济学文献进行的一项回顾,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个术语具有不确定性。参见Mikael Mattlin和Mikael Wigell,“动荡地区大国背景下的地缘经济学”,《欧亚杂志》(2015年11月19日)。

[5]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长久以来都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政府如何在战略层面上运用经济工具来提升国力和国家安全性上。“经济外交方略”这个概念正是出自这种传统;如参见Jean-Marc F. Blanchard和Norrin M. Ripsman,“经济外交方略与外交政策:制裁、激励和目标状态计算”(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中国经济外交方略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然而,William J. Norris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方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当属例外,而由李明江和Natalie Yan Hong主编的、即将面世的《中国经济外交方略:借鉴、合作与胁迫》(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出版)也将讨论这一话题。

[6] 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公开宣称其和平发展学说作为“战略选择”。见http://in.chineseembassy.org/eng/zt/peaceful/t855717.htm和http://news.sina.com.cn/o/2015-11-07/doc-ifxknivr4270777.shtml。

[7] 有关背景,见Peter Van Ness,“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与官方国家身份”,收录于Lowell Dittmer和Samuel S. Kim主编的《中国国家身份问题》(伊塔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Derek J. Mitchell,“中国与发展中的世界”,收录于《中国资产负债表:2007年及将来》(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109-131。

[8] 参见Matt Ferchen,“求同存异:到底是谁的中国模式?”,《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0卷,第2期(2013年),390-420。

[9]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参见Ian Bremmer,“国家资本主义成熟之时,就是自由市场的终结之日?”,《外交》(2009年5/6月刊)。较早的重商主义观点,参见Clyde Prestowitz,“三十亿新资本家:财富和权力向东方大转移”,(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2005年)。Tom Christensen同样强调了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攻势外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参见《中国的挑战: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纽约:W.W. Norton and Company,2015年)第8章。

[10] 参见Nazneen Barma和Ely Ratner,“中国的反自由挑战”,《民主》第2卷(2006年秋)。

[11] 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形式和影响的争论,涉及到中国是否在利用其援助政策来实施其“政治”或“外交政策”,然而这些争论依然狭隘地聚焦于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界定和衡量之上或中非关系背景下的官方发展援助之上。关于对中国“无赖”对外援助的批评,参见Moises Naim,“无赖援助”,《外交政策》(2009年10月15日)。关于批评的回应文章,参见Axel Dreher、Andreas Fuchs、Bradley Parks、Austin M. Strange和Michael J. Tierney,“苹果与火龙果:中国对非援助以及其他国家融资形式的决定性因素”,《援助数据项目工作文件》第15卷(2015年10月)。

[12] Evelyn Goh谈到中国通过增强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实现了经济的“乘​​数效应”,以此来充实其对能力—影响力差距的讨论。参见Goh,“中国影响力模式:东南亚个案研究”,《亚洲概览》第54卷,第5期(2014年),825-848。参见Michael Glosny“中国对其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评估”一文,包含详细研究,该文收录于Goh主编的《崛起的中国在亚洲发展中国家间的影响力》(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3] 如参见Jean-Marc F. Blanchard,“中国的大战略与货币实力: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与人民币政策的潜力与坐跌”,《中国国际政治学杂志》第4卷(2011):31-53;Deborah Brautigam和唐晓阳,“中国新海外经济特区中的经济外交方略:软实力、商业还是资源安全?”,《现代非洲研究》第88卷,第4期(2012年),799-816,以及James Reilly,“中国经济外交方略:把财富变成实力”,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3年11月)。

[14] Jane Perlez,中国创建自己的世界银行,美国表示反对”,《纽约时报》(2015年12月4日)。

[15] Harry Harding分析了其中的一些观点,这些也是美国对中国政策效果的新一轮争论的一部分。参见“美国的中国政策已然失败?”,《华盛顿季刊》第38卷,第3期(2015年),95-122。

[16] 像James Mann之流一直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予以猛烈抨击,批评他们幼稚地相信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会促使中国政治更加开放。参见James Mann《中国幻想:为何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纽约:企鹅出版社,2008年)。

[17] Michael Pillsbury,《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纽约: Henry Holt出版社),159。

[18] Robert D. Blackwill与Ashley J. Tellis,“修正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特别报告》,第72期(2015年3月),13-14。

[19] 参见阎学通采访录,“学者认为中国需要‘购买’的友谊”,《日经亚洲评论》(2015年3月2日)。

[20] 亨利·基辛格与其他学者一样,着力强化中国天生具有战略外交政策能力这一观点。在他的著作《论中国》(纽约:企鹅出版社,2011年),他认为中国历来是自己独特权力政治的行家里手。2015年,Robert Blackwill将该论证运用于中国的外交经济政策分析上,在一次题为“中国、美国与地缘经济的崛起”的谈话中,他认为“中国在实现地缘政治经济目标时常常显示一下自己的经济力量”,而“美国似乎着实忘了地缘经济在外交政策中的历史角色。”

最近Blackwill和Jennifer M. Harris一道,把这一批评推而广之,参见“经济外交方略中失落的艺术:恢复美国传统”,《外交》(2016年3/4月刊)。

[21] Barry Buzan是一个例外,但连他自己也不注重政策的重要经济层面。参见Barry Buzan,“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逻辑和矛盾”,《中国国际政治学杂志》第7卷,第4期(2014年),381-420。

[22] 这一“利益和谐”的框架以及其缺陷,正是E.H. Carr经典著作《二十年危机(1919-1939)》关注的焦点(纽约:Harper Perennial出版社,1964年版)。

[23] Pillsbury,《百年马拉松》。

[24] 这是Avery Goldstein对和平发展的前身——“和平崛起”进行分析过程中的重点。参见《迎接挑战:中国的大战略与国际安全》(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 参见Goldstein《迎接挑战》和Buzan《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逻辑和矛盾》。

[26] 中国自称是“第三世界”的老大哥,但这一观点一直受到怀疑。有关分析,参见Van Ness,“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

[27] “习近平希望看到更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2014年11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4-11/30/c_133822694_4.htm。

[28] “习近平希望看到更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9] Elvis Costello,“和平、爱和理解(为何如此有趣)?”1978年,《美国蠕动》(American Squirm),Eden Studios,由Nick Lowe创作。

[30] 参见Gregory Chin 2015年的同名文章,“中国的粗犷经济外交方略”,《当代史》(2015年9月),217-223。

[31] 《经济学人》确定大宗商品热潮的时间始于2003年,至于2013年。参见“绝壁上的派对”,《经济学人》(2016年1月30日)。

[32] Ana Fernandez,“巴西总统罗塞夫希望与中国关系进入‘新阶段’”,雅虎财经,2011年4月12日,https://au.finance.yahoo.com/news/brazils-rousseff-wants-phase-china-031351119.html。巴西前总统卡多索甚至更直接深入,他指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是中国,它有自己的一套利益。”参见Brian Winter与Brian Ellsworth,“巴西与中国:一场濒临解体的婚姻”,路透社,2011年2月3日。

[33] Lamido Sanusi,“非洲不要对中国关系抱有幻想”,《金融时报》,2013年3月11日。

[34] 更多关于“依赖”与“互补”之类的用语,参见Matt Ferchen,“中国—拉美关系:长期利好还是短期繁荣?”,《中国国际政治学杂志》第4卷,第1期(2011年),55-86。

[35] 其实,中国—拉美关系方面的一些中国分析人士并非批评比较优势之类的经典自由市场概念,而是敦促拉美国家接受其与中国之间基于商品贸易的国家关系。参见江时学,“解密中巴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14年9月29日,http://www.ciis.org.cn/english/2014-09/29/content_7270603.htm。

[36] 参见Carlos Casanova、Le Xia与Romina Ferreira,“衡量拉美出口对中国的依赖性”,BBVA工作文件,第15/26号,2015年8月以及拉加经委会,“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区域贸易危机:评估与展望”,拉加经委会2015年文件简报。关于中非关系,参见Phineas Bbaala,“中非关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互利双赢还是此消彼长?”《非洲发展》第XL卷,第3期(2015年),97-119。

在非洲与拉美之外,澳大利亚同样感受到了大宗商品繁荣之后的宿醉效应。参见Michael Heath,“澳大利亚如何错失大宗商品繁荣良机”,《悉尼先驱晨报》(2015年4月24日)。

[37] 参见Jonas Parello-Plesner和Mathieu Duchâtel,《中国的强大臂膀:保护海外公民与资产》(伦敦: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2015年)。

[38] 参见Matt Ferchen,“中国对查韦斯的误恋”,《外交官》,2012年11月30日,http://thediplomat.com/2012/11/chinas-misguided-hugo- chavez-affair/以及“原油并发症:委内瑞拉、中国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4年10月23日,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4/10/23/crude-complications-venezuela-china- and-united-states/hsk9。

[39] 关于中国贷款给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有关特定债务负担问题,参见Stephen Kaplan,“无条件银行业务:中国金融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系列》,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IIEP-WP-2015-14,2015年。

[40] 东南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国官方将其称为周边国家,其中多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两者是相互独立但又互相联系的重要方面。但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因此,中国的东南亚邻居们(中亚邻居们也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在何种程度上等同或不等同于中国赋予该地区的“发展中”地位(如非洲和拉美),依然是一个潜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

[41] 参见王学军,“发展和平:从和平与安全中理解中国的对非洲政策”,《全球环顾》,春季刊(2014年),以及李忠学(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地区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政策简报,编号201523,2015年11月11日。

[42] 国内及国际层面上的中国治理关键概念,如“改革”、“发展”、“秩序”和“稳定”,都非常灵活且是有意为之。参见Matt Ferchen,“中国规范市场秩序:经济思想、边际市场和国家”,博士论文,康奈尔大学,2008年。

[43] 例如,中国领导层2015年夏天对股市和汇率政策处置不当,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其管理更大范围经济改革能力的担忧。参见Barry Naughton,“动荡的改革议程:决策者能否重获主动权?”《中国领导观察》,第48卷(2015年秋)。

[44] 2015年夏访问巴西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要“加强工业产能合作”。参见Michael Lelyveld,“中国启动‘产能合作’倡议,推动海外生产”,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6月8日,http://www.rfa.org/english/commentaries/energy_watch/production-06082015110313.html。

[45] 例如,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把中国的过分自信与其和东南亚邻居之间历经艰难建立起来的、以信任为基础的国家关系联系起来。参见Christensen,《中国的挑战》。

[46] 新开发银行(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促进基础设施发展的努力如何实际推动扶贫之类的重点发展目标,这点受到Abdenur的质疑。参见Adriana Erthal Abdenur,“中国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南南合作中的合法性与多边主义”,《发展研究所通报》,2014年。

[47] 有关中国政治风险评估方面的问题,参见Matt Ferchen,“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风险分析:稀奇的委内瑞拉个案”,国际研究学会年会,2015年2月20日。